河本大作の山西時代

MMYさま

「戦争が人を変える」というのは、よくある言説で、確かに一面その通りですが、その一方で、戦争という環境に自己の決断、行動の責任を押しつけるという側面もあるように思います。
南京事件については、捕虜の処刑も正規の命令による作戦行動として行われたはずで、非武装の市民への暴力とは明確に区別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もそも死者数(埋葬遺体数)を虐殺の数とすることはナンセンスどころか、戦死者(国府軍人)への冒涜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そして日本軍による市民への暴力は、小規模で散発的な非行・非違行為としてはありましたが数は多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この点は、中国軍が漢口・南京・通州で(作戦行動として)行った非武装邦人への暴力と大きく異なります。
なお、日中戦争における捕虜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は不明な点が多く、「一般ニハ帰郷セシメ安居楽業ニ就カシメタル方針」だったとされますが、南京攻略時のように、不当な処刑も少なからずあったと思われます。

"City of Life and Death"という中国映画を最近見ました。中国題名は「南京！南京！」となっていました。十年ほど前にベストセラーになったIris Changの"Rape of Nanking" を髣髴とさせる映画でした。

解説書に書かれていたMessageは、「日本人は普通の人々だが、戦争が人間をanimalsに変えてしまう」というものでした。

しかし、私はそれは少し違うと思う。というのは、映画にも本にも描かれていた、南京で「安全地帯」を造って、何百か何千という女性・子供と負傷した兵士たちを救おうとしたのは、ナチスの南京代表だったからです。彼は人道的な立場から、中国人の女性・子供と負傷兵を救おうとし、それがHitlerから召還される理由になったと映画では説明されていました。

川島芳子の話や、河本大作と出光佐三が親友であった、鮎川財閥、大倉財閥ということばが興味を引きます。出光は私の母校（神戸大学）の、大倉財閥は私の就職先（大成建設）と深いつながりがありました。

私の祖父は河本文一の甥にあたります。つい先日、その人の名を「わが一族の出世頭」として、おば達から聞きました。そして検索してみたところ、こちらのサイトにヒット。河本大作氏や政治家の河本敏夫氏などは「こうもと」と読みますが（いずれも兵庫県出身）、こちらは「かわもと」です。長府毛利家の家臣の家系かと思います。

戦後生まれた私には戦争になった日本人の思惑が気持ち悪くなるほど、日本人のえげつない人を人とも思わないおろかな日本人の中国の土地がほしいのっとりたくて戦争になったと理解します。
「赤い夕日のますが原に桜咲かそと一人旅」河本大作の妹お次さんが私の生まれた明光寺に来られて句碑に書かれて銅版の大作さんの横顔を銅板で右には大きな石に「河本大作の碑」十河信二書くと書いた句碑が建てられた記憶では昭和３３年ごろに私は中学生のころ河本の親戚が大勢よられて句碑の竣工というか幕引きが行われたのを目の前に見てきました。
日本が軍国主義で狂っていたせいか戦争犯罪者も句碑が立つほど英雄になるのかと、おかしいですね今から考えたら。
皇室のひろさまなど平和な今の時代からは考えられない犠牲者におきの毒な犠牲者追悼いたします。
河本開さんの弟河本大作明治１６年生まれ私の祖父明治１７年１月生まれ、一緒に墨絵を書いた足跡が有り、修復するまで本道の裏の壁に人の大きさの字で河本大作と白壁に落書きをしたのが」思い出しました。財産わけで隣の林も明光寺に太陽をもらえるようになり、この地で育った明治生まれの君が時代に飲み込まれて、大原収容所での様子をちらりと読めば、過酷な時代に生まれ生まれる時期が今の時代なら捕虜などにならずに幸せに一生を生きられたのにと巻き込まれたご先祖を哀れに思います。お世話になった皆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河本大作的山西时代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
http://shanxi.nekoyamada.com/
作为满州某重大事件(暗杀张作霖)的主谋者而广为人知的河本大作，在受到行政处分退出预备役之后，他又作为经济人士度过了后半生。他作为关东军的后盾，虽然爬上了满铁理事的高位，接着又担任满洲煤矿的理事长，成为满洲财界的实力人物，但还是被鲇川财阀赶出了满洲。后来，作为东山再起之地，他选择的是山西，担任了一手掌控省内主要产业的“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经理之职，虽说地处深山，但作为政、财两界的老大，他以其牢固的地位，得到了超越军司令官的荣耀。而东山再起之地的山西，对于他来说，同时也成了其绝命之地。

（河本大作1882年--1953年）

1940年（昭和15年）秋，被赶出满煤的河本不得不暂时过起了浪人的生活，当时，以担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的其妹夫多田骏为中心，相关人员好像要把河北省的开滦煤矿周旋给河本；据另外一种说法，在有关煤矿经理这件事上，传说有鲇川的唆使，据说被河本拒绝了。不管真假在哪一方面，反正煤矿经理的故事流传着，接下来的故事才是山西产业。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是以军事管理而经营的、下属36个各类工厂的国营公司，阎锡山在战前就设立了西北实业公司，而这些公司的绝大部分被（日军）接收过来了。下属的行业有煤矿、钢铁、电气、机械、化学、纺织、食品等，各行各业多达50种以上，山西产业将这些行业统合营运，成为一个大的垄断的联合企业。比起满铁来，规模是小一些，不过，在可能的限度内，是省内独立运作的，经营范围是广泛的。下属的各个企业从占领太原之后起，就以日系企业为中心，进行了委托经营，不过由于统制经济的进展，统合运营的必要性越来越高，1942年（昭和17年），由于13家委托经营企业和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的投资而设立了公司，从4月份起，开始了营业。第一任经理是经营山西的首席财阀----大仓矿业的太田文雄，不过，仅仅5个月后的同年9月，他就以生病为由辞职了。河本是作为太田经理的后任而去山西赴任的。

据说尽力帮助河本就任经理的，是担任第一军参谋长的花谷正少将。河本和花谷都是满洲事变时暗中活动的同志，河本与花谷的关系就是魁首与喽罗的关系。河本又有支那通---岩松军司令官的支持，他作为在军队强力统制下的山西经营者和能够推动对阎工作民间的人物，因而选中做了经理。据说（1930年中原大战时）反蒋失败的阎在逃亡大连的时候，河本与阎就相识了。

在第一军里，河本有助益于“大东亚建设”，他还扩大（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规模，为了把它作为对阎工作的推进剂，策划了对由军队主导的山西财界的统制强化。据说，公司成立之前，他就已经以花谷参谋长的名义，将新公司（山西产业）包括人事在内的一切事务，应该在第一军的指导下，进行经营下去的宗旨作了训示。对一个民间企业来说，虽然是相当粗暴的事情，但这正好显示了山西产业的立场。当然，此前一直以“自由发展”的机会而进行投资的所谓财界，产生了倾扎和冲突。据说，花谷早就对左右亲信毫不顾忌地放言，要“从山西一扫财阀势力”，凭这种传言，就可以理解首任经理太田的辞职，而作为继任经理来到太原的河本，在就任之后就行使了人事权，他压制以大仓为中心的财界出身的干部，而启用从满铁呼唤过来的同伙以及退役军人来巩固上边的领导层。

虽然我们不清楚河本的经营手段，但山西产业既然是垄断企业，因为只要按照军方的意向，就能优先地操纵由于物资流通而产生的资材分配，所以也说可以这样说，没有必要进行那么用心筹措而去经营的山西产业，是个“老爷官倒买卖”。虽然不清楚是引自何处的资料，在防卫厅的战史丛书里写着，河本“大大地发挥了才能”，“开始运作一年后，就取得了150万元的利益”。可是在大仓的资料里，昭和17年度（1942年）的营业收支，仅实质老底就有613万之多，所以说并不是得意洋洋的张扬之作。据说实际经营的业务，是由大仓出身的技术人员高桥铁造来结账的，而河本本人并不是一清二楚的。只是战败后，高桥陪着河本残留在山西，以至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是始料不及的。而河本与军方强有力的结合，在占领地经营企业是其最大的长处。河本就这样每月一次去北京出差，担负着与方面军司令部、北支那开发部以及华北交通的交涉任务，据说一切问题就凭河本的一句话就解决了。

河本在山西担任经理职务的同时，他还有另一副面孔，那就是作为谋略家的面孔，在战时进行了对阎锡山的工作，战争结束后，又被指定为日本人残留山西的首谋者之一。

就对阎锡山开展的工作而言，第一军推进的对阎工作，在这一年5月的安平会谈中，以取消前约而告终，在第一军发出停止谈判命令情况下，作为第一军就不能在正面进行活动了。作为民间水平的“自发性活动”，要求将公司的资金用于流通活动的原始资金。河本从就任经理之后起，就通过阎的太原事务所保持着与阎的接触，在第二年的1943年（昭和18年），按照第一军笹井参谋的提议，在经济互助方面，他就亲自担任了相当于双方军用物资的生产以及交换职务的“五人理事会”或“三人委员会”的理事长。另外他还招聘阎的两个亲信彭士弘、贾英云，担任了山西产业的社外要职。战争结束后，彭承担了经营管理常务董事的重任，变成了处理公司接收事宜的人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时就与阎锡山方面的接触，而在战争结束时，作为统治者的地位被取代的时候，再一次发挥了他的力量。据说在战争结束前一周，阎锡山方面就对以河本为首的澄田军司令官那些人，传达了苏联对日作战和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就关于看准了的战争结束后（阎军）的进驻，接收事宜，开始了实质性的交涉。据说在战争结束前，就这样开始进行了关于日本人残留问题的非正式讨论。在山西产业，河本要就任接收后的该公司的最高顾问，新班子与战前相比，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要进行扩充、该公司工厂运营必需人材的组建，在战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据说，在决定在更名为“山西实业建设公司”的整个山西产业，有半数的日本人职员将要被解雇回国，而另一半的职员要以与战前一样的待遇继续留用，其人数包括家属在内，据说有1200人。根据河本的供述，以60名左右的主任技术人员为中心，谋求在属下的各个工厂工作人员继续工作。虽然不明白对这些人的劝说工作是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进行的，不过，河本本人也承认自己对部下做了残留的说服工作。

在山西残留的日本人，据说总数有5600人。民间人士为3000人（这里边仅山西产业就占了4成），在这一残留事件上，还不明了河本是怎样具体参与的。无论是河本在狱中的供述，还是其他收监者的供述，除了他对部下的劝诱以外，关于推进残留事件，都没有人留下具体活动的证言。河本是赞成残留山西的人物，这一点没错，能够考虑为：以民间的河本、军方是谁呢？这样一种形式，跟首谋者们策划了残留阴谋。可是相对于甚至发出假命令，让军队武装残留的军方当事者来说，民间人士的残留（即使多少有些压力），说到底其也不会超越自发性的意志范围，就像中共所主张的那样，不能把河本断定为残留的首谋者（责任者）之一。河本给民间人士残留山西带来的影响力的程度，从他担任日本人侨民会长，很多民间残留人士为山西产业的职员这方面来看，他作为象征性的存在，是不是被人们广范地意识到了呢？

实际上，从他在狱中的言行来看，好像他自负于源自满洲时代的实绩，作为这样一个经济人，他想在山西这块地方继续开发资源的心愿是强烈的。他作为西北实业的最高顾问，虽然在战争结束后还参与了经营，但在其狱中的供述里，是这样描述的：中国方面（阎方），对于来自日本方面的经营管理上的意见，逐渐变得尊重起来了，由于国共内战的战局进一步恶化，比起开发资源来，阎锡山变得热衷于生产武器了，作为对这样决策的不满，他辞掉了最高顾问之职，考虑要回国。事实上，1949年（昭和24年）1月，当澄田司令官等人乘坐阎锡山准备的飞机，逃出处于被包围之下的太原时，河本断然谢绝了逃走的选择。虽然他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即不能背叛自己号召残留下来的部下和日本侨民，而仅仅自己回国，但也有期待着能不能与中共合作，共同开发资源的想法。如今我们无法推测河本的内心，不过，对于炸死张作霖，被天皇陛下敌视的河本来说，在日本怎么会有他的位置的呢！

1949年（昭和24年）4月，由于中共军的总攻击太原陷落了，对于河本和残留的日本人来说，这是第二次战败。战前叫山西产业、战后叫西北实业的工厂群，这一次也是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中共军。河本和其他日本人残留者被监禁于太原城内小东门附近的政治犯收容所里。

据其内弟平野零儿讲，大约每10名日本人被分成一组，可是，只是（后来）包括河本在内的数人，被分别关入了单人的中国人房间，他们被当作重要犯人而加以对待了吧！那里的房间大约能铺8张日本蓆，十几个人被塞进去，狭小得连翻身都感到困难，据说被挤到边缘的河本的休息居所，仅仅就是在架起门板的上边，放有夜壶的地方。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日本人一边在户外晒太阳，一边捉虱子成了每天应做的事情，而原来就有洁癖的河本，是不是因为被同室的中国人习染，既不洗涮也不晒太阳，据说能从两脚的袜子看到虱子的队列。而这样狱中生活的唯一通气孔，据说就是晚饭后的马克思学习会，所以得忍受辛苦。

（作为河本亲笔自供书的原件）

被监禁半年以后的1950年（昭和25年）1月，河本与被称作“山西A级”的其他残留首谋者们一起，被送往了北京监狱。成行之前，河本与“一说就明白”的中共大人物会了面，据说他期待在资源开发上能够合作。但是，与中共的合作等只能是梦话，过了两年半多一点的1952年（昭和27年）秋天，他作为战犯嫌疑者返回到太原的时候，据说“头发变得雪白，身体瘦小了一圈”（大西健之语）。

后来，开始了对战犯嫌疑者的调查，除了早晨的洗脸和大小便外，完全不容许离开调查室，对他进行了严酷的审问。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据说河本衰弱的体质看上去已经严重起来了，此前承担的糊火柴盒劳役也被解除了，过起了从早到晚一整天坐在外边的硬椅子上晒太阳度日子的生活。雪白的头发和随便生长的胡须伴随着没有生气的他，给人以仙人般的印象。这种死亡就在眼前的悲惨景象，登载于收录了河本供述书的《河本大作与日军在山西的残留》一书里（对于特意登载在“卷首”的恶作剧，心情会变坏的）。1953年（昭和28年） 8月25日，河本大作在太原的监狱咽了气，据说就像枯木倒下去似地死去了。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也进行了调查，在作为没有战犯嫌疑这一点上，与中共的调查是相同的，中共对于河本的嫌疑也并不是暗杀张作霖以及在满洲事变的嫌疑。说到底将其作为残留山西的首谋者而提起公诉就是目的。然而就像我陈述的那样，关于山西残留，并没有能够起诉河本的具体事实。即使在中共逮捕的日本人里边，河本也是最大的一个人物，他并没有被考虑无罪赦免吧，从一开始就给与了跟其他日本人不同的恶劣待遇，即使被责难为以调查的名目，故意促使其死亡，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最后说句闲话，被监禁时的河本一文不名，可以说，他是个很有气派的游玩家而散尽了钱财，但他一生中没有中饱私囊或使用公款游玩。即使在中共的调查里，他也一贫如洗，这是怎么也不可理解的。他的遗骨被安置在东乡寺，墓地的费用也是依靠亲友出光佐三捐助理料的。

矢部様

河本文一氏は明治15年の山口県生まれです。河本大作氏は兵庫県出身で、伝記などにも文一氏との繋がりは記載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ます。断言はできませんが、血縁等の関係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河本文一氏の職歴ですが、枢密院の記録に残っている経歴には、昭和7年に第三部主管、昭和8年に第一部主管、昭和13年に第二部主管、昭和16年10月24日に院長を拝命しています(第四部への就任は記載され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ですから、この記録によれば、12月の日米開戦時は、臨時軍事費の関係で参謀共が河本院長のもとを訪れてい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

１５年前、河本将（まさ）女史とお付き合いがありました。
この記事によって、川島芳子さんが河本家に戦中戦後、寄宿していた経緯が少し分か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
話は変わりますが、昭和１８年、会計検査院の河本文一第４部長（後の院長）は河本大作氏と何か関係がありましょうか？
当時私は河本部長直属の給仕をしておりました。昭和１６年
１２月８日以降、第４部長室は金モールを肩から下げた陸海軍の将校が毎日大勢やって来て大騒ぎでし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