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は政治と思ってないとか、政治と関係なしに成立する
ものがあるとおもってるのが日本人のウブさだねえ。
だから中国に負けちゃうんだよ、政治も軍事も経済も。

「嫌中の偏見からくる中国固有の風俗・文化に対しての無知と侮蔑は、お節介とも言える親日的言辞とともに読んでいて気分のいいものではない」とあるが、現在中国の虚偽と捏造による反日的言辞に比べれば、この程度の認識不足は取るに足ら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熊猫さま

幸村部隊と同じ左縦隊配属の79iの連隊史(1984)を調べたところ、ご指摘の通り、26日と28日の両日、敵の攻撃を受けて危急に陥った旨の記載がありました。失礼しました。28日の出動については、遺体収容が目的とあります。80iは右縦隊ですが、III大隊のみ予備隊として左縦隊配属でしたので、28日に護衛小隊を出したとしても不思議ではありません。
損害についてですが、79i史では、師団行李隊(藤本部隊)が数十名戦死で、79iの行李隊が5名の戦死とあるだけで、幸村部隊については記載がありません。この点、引用いただいた26日夜の収容人数について、通常の輜重隊をイメージして読むと大損害となりますが、そもそも駱駝輜重は駄馬と違い、現地雇用の調教師1人につき4頭程度を引率しますので、幸村部隊の規模はそれほど大きく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仰る通り、両日にわたり攻撃を受けて損害を生じたのは事実ですが、師団要報での取り上げ方など種々の状況から見ても、やはり戦死400、馬400といった中国側の戦果は誇張されてることに違いはないと考えます。

＞実態は第一線が前進した後にノコノコやってきた非武装の輜重隊をリンチしたというだけでしょう。

　これは史実と大きく異なります。26日に七亘村の戦闘で92名まで減少した幸村部隊は、28日に再度作戦を決行します。歩兵第80連隊の護衛付きですので、両日とも非武装の輜重部隊という認識は大きな過ちです。
　幸村部隊は28日に七亘村で攻撃を受け、翌29日に救出された時は33名になっていました。負傷者もいたでしょうから、全員が戦死と判断するのは間違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これらの場所で攻撃を受けたのは、幸村部隊だ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です。

　yamaさんが提示された資料はあくまで【機秘密書類処分報告】であり、何らかの機密文書を燃やしたことを裏付けるには有効かと思います。

yamaさん
　28日の戦闘の件は私も存じております。その被害が軽微であったことも陣中日誌には記載されていました。しかし、それとは別に、26日の七亘村の戦闘で幸村部隊が壊滅的被害を受けたことが記載されているのです。
　そのことは八路軍第129師団386旅団旅団長であった陳geng1の日記とも符合します。

「歩八〇Ⅲ戦詳第九号　七亘村附近ノ戦闘詳報」より26日のみを引用します。--------
三、十月二十六日午後三時兵站輜重幸村部隊ノ伝令測魚鎮ニ帰来シ左ノ通報ニ接ス
　　目下幸村部隊ハ七亘村附近ニ於テ敵ノ重囲ニ陥リ在リ至急救援ヲ依頼ス
四、（略）
五、午後七時三十分頃ヨリ遂次輜重隊ハ測魚鎮ニ後退シ来リ正子頃迄ニ完全ニ収容シ得タリ
　　其ノ収容人員左ノ如シ
　　　師団大小行李ノ兵員　　一二二名
　　　幸村部隊ノ兵員　　　　　九二名
　　　駱駝　　　　　　　　　　九九名（まま）
　　　輜重隊苦力　　　　　　　二六名
--------引用終わり

　七亘村の戦闘においては10月24日から記述されています。26日の戦闘が無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また後世に『歩八〇Ⅲ戦詳第九号　七亘村附近ノ戦闘詳報』と『陳geng1日記』を突き合わせて書かれたとは到底考えられないことです。
　26日に戦闘があったことは疑いようのない事実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問題は日本軍の被害（損害）の規模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当時の輜重兵中隊の規模は500名程度の規模ですから、400人前後の輜重兵が戦死したことになります。人数は不明ですが「師団大小行李ノ兵員」もいたのですから、小規模な小競り合い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熊猫さま

ご指摘の幸村部隊というのは、まさに本稿で紹介している第三師団第一兵站輜重兵中隊(幸村三八吉中尉指揮)のことです。ただし攻撃を受けた日付は26日ではなく28日です。三兵輜一の報告書は、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のウェブでごらんいただけます(C04120390800)。
董平編著『七旦大捷』では、第一次伏撃を26日、第二次を28日とし、2回にわたる攻撃の累計で本稿記載の戦果を挙げたとしています。しかし、26日の攻撃参加は完全にウソと思われます。26日は国府軍との戦いで、日本側も複数の大隊長が戦死するなど激戦でしたので、中共軍も参戦したことにしたいのでしょうが、実態は第一線が前進した後にノコノコやってきた非武装の輜重隊をリンチしたというだけでしょう。そもそも朱徳、彭徳懐が蒋介石から受けたとする祝電が28日の戦果(これも誇張)に対するものだけですから、どだい話に無理があります。
七旦大捷の持つ意味は、平型関と同じ戦法で同じように戦果を誇張している点がピタリと符合していることです。

＞ところが第二十師団の戦闘要報では七亘村付近の戦闘は言及されていない。

　私の手元に歩兵第80連隊第3大隊の陣中日誌があります。
　10月28日の被害は御指摘のように軽微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は同じですが、問題はその前の26日の日本軍の損害です。
　幸村部隊が壊滅的損害を受けたとのことです。おそらく輜重兵連隊でしょうが、大隊なのか中隊なのか小隊なのかは不明です。

水聚云集2010-03-27 21:32:13[回复] [删除] [举报]
小日本到底是什么意思

博主回复：2010-03-28 04:03:02[删除]
您说的对，我们中国人对于阳高事件，一概笼统地认为是日军干的，但究竟是那支部队干的，就不加细究了。但日本人认真，非要弄个一清二楚。
换句话说，作者要究明是究竟哪支部队干了这件事。由于我们对日军的编制、番号不熟悉，所以就如坠雾里云中。

土八路2010-03-28 04:14:02[回复] [删除] [举报]
也就是说，以前被作为嫌疑者的野战炮兵第四联队，可能有误，它的“战斗详报”是被（自己人）捏造的。日军部队的名称我觉得很混乱，有时冠以长官的姓氏，有时又数字称呼，所以中国人看后还是弄不清楚。

陳先生

ご指摘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該当の文章は、独立混成第三旅団の残留将兵のものですね。残留日本軍がガスを中共軍(人民解放軍)に対して使用したという山西残留者の回想はありましたが、国民党軍がガスを使用したという回想は、日本ではおそらくご指摘のものだけかと思います。山西省の終戦処理は他と違いますので、全体の論旨としては変更ありませんが、参考になります。

“···ところが、戦後の国共内戦で化学兵器が使用されたとの話は、寡聞にして筆者は聞いたことがない。”

据日本老兵回忆，1946年9月，日阎联军在山西的奇村镇、合索村地区、忻县东方地区与共军作战，使用了旧日军的毒气弹，我将原文摘录如下：

•••同年九月
奇村鎮、合索村地区の粛清作戦、忻県東方地区の糧秣の徴収などに参加し根こそぎ徴収、粛清作戦ではこれに参加していた山西軍の兵士が旧日本軍の毒ガスを使用するなど目に余る蛮行を行った。

出典《終戦後の山西残留――元第一軍特務団実録》第63ページ

《正论》6月号“化学武器交接特讯”的闪失
土八路译自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保守派的见解杂志《正论》，在其6月号上，称为“特讯”而报道了而这样一则记事，即由水间政宪执笔的《“遗弃的化学武器”曾经提交给了中国》。国会议员已经在国家政治场所提起了这一记事，政府约定要仔细调查，向承担着证据的史料保管场所派遣了警察负责警备，这类话题是引人注目的。
在现存于山形县的西伯利亚史料馆的旧日军武器交接书上，显示化学武器的记载，一般认为是能够确认这则记事的，由于日本方面要承担巨额的经费，所以关于已经成为问题的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上，当然就会认为，以前的论据是被推翻的“超一级史料”。长年担任社会党市议员、曾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担任“全国被扣留者” 这一团体会长的已故斋藤六郎先生，他生前就从苏联以及俄国的公文书馆将大量的旧日军文件弄到手，成为问题的武器交接书，当然就在其中。仅仅是武器交接书，其数量，据说就多达600册。旧日军和中国军队之间交换的公文书为什么会落在俄国呢？尽管这是个谜，但在写有中国军队负责人的姓名和盖有印章的文件上，从武器弹药到没有灯泡的台灯、熨斗、画图用的圆规之类的细小物件，全都如数登记造册，我们知道这是规规矩矩一丝不苟的交接。而且，作者水间先生主张，他认为化学武器也被包括在内了。
这样的判断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化学武器就变得不是“遗弃”了，当然就可以说这是重大发现吧，现在进行的处理业务是很有可能撤回到原状，正因为这样，《正论》也使用照相页面，不惜笔墨地大肆进行了报道。水间先生欢呼雀跃：“能够避免税金的浪费……据称多达一兆日元” “这是‘中国国家性质的欺诈’最终加以一击，肯定置之于死地，” 可是，我们看看记事，它的论证粗制乱造，完全到了极点，在记事中被指名批评的朝日新闻认为，那些也可以说成等同于苦笑的过失误报。认真地受理了记事、闻风而动的议员和政府，都可以说面对的是一幕滑稽戏。下边，我决定以史料为基础，将水间的论文查检验证下去。
首先，在记事里出现了“代用弹所表达的意思，一般认为包含有化学弹” “ 认为含有化学弹的各种代用弹也交接了”, 尽管提出了“代用弹之说”，但这是个相当奇妙的说法。所谓的旧日军的代用弹，说的是将弹头部分等材料，替换成其他的代用材料而制造的枪炮弹，主要是在演习时使用的东西。对于作者来说，具体的例子就近在其身边。在作者自己以拍摄的页面介绍的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史料的“秘密武器概说集”里，虽然登载着“将96式重迫击炮弹药改造成96式代用弹概说”，但那是把穿甲弾进行了改装，在里面添充了散沙，演习的时侯，通过沙石的飞散来进行着弹点的观察，把代用弹的意思清楚地记载为：“用来代替破甲弹的使用，以平时的教育以及演习作为主要目的”。而且这是史料正文的第一页，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连这样的文字也进不了（作者的）视野。附带说明一下，要说为什么只是这种96式重迫击炮的代用弹登在“秘密武器概说集”里呢？那是因为96式重迫击炮本身作为军事极密武器而被制造的，包括代用弹在内的弹药类也有必要隐匿的缘故。
代用弹与化学弹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一事实即使通过下边的例子也会一目了然的。比如说，昭和11年（1936年），在青森县预定的特种演习的发射弹种类表格里，开列着“代用弹乙”，它与野炮以及榴弹炮使用的“黄弹”“红弹”并列着。另外，在同一年的习志野学校演习使用的弹药支付定额表上，也开列着与94式轻迫击炮使用的“青白弹”“黄弹”“红弹”等化学弹并列着的“拟液弹”和“代用弹”。相对于化学弹数量最多的210发“黄弹”，“代用弹”竟支付了3000发之多。总而言之，就是作为“化学弹的代用弹”而使用于演习的。
尽管在记事里进而写着：“38式野炮的90式代用弹（甲）被看做是化学弹”“41式山炮榴弹甲、41式山炮榴弹乙……一般认为是化学黄弹一号的甲和乙。那就是通常的芥子糜烂性毒气”等，但那是错误的。这里所说的甲和乙，是信管结合部等的形状不同，与有没有填充化学剂及其种类完全没有关系。分成甲乙两种是昭和3年（1928年）的时侯，因为要安装10年式的瞬发信管，或87式短延期信管，所以希望“把信管接续筒螺接在弹丸的上部，而且以增加安全度为目的，装上了完全使用雷酸汞的87式茗亚药壶”而加以改造，将这种改造后的新型弹称作“乙”，而将此前安装了3年式复动信管的旧型弹称为“甲”来加以区别的。
这一点在38式（改造）野炮以及41式山炮这样的75mm口径的大炮所使用的化学弹上，有“92式红榴弹”“92式黄榴弹甲”“92式青白弹”等。这里边关于填充了芥子毒气以及路易士毒气这样的糜烂性“黄剂”的“92式黄弹甲”，是昭和13年（1938年）取一个“甲”字，名称被变更为“92式黄弹”的了。即使看这件事也就明白了以甲乙的名称来判断是不是化学弹，是多么愚蠢。“黄剂”毕竟是以污染敌兵以及敌地为目标的持久瓦斯，以弹片杀伤敌兵是作为榴弹的目的，而“黄弹”妥当吗？理应值得怀疑。
而且，至于提到的“4年式15榴弹炮的榴弹……依然被看作化学弹”这一点，为什么是那么解释的呢？简直不可想象，这里所说的榴弹，只能考虑为“92式榴弹”等一般弹药。所以查看野战兵工厂南京制造所的交接记录，“与通常弹相比，作为抑制力的化学弹是及其少量的，这是能够证实的确凿证据”的指责也是完全不适当的。在战地，训练用的代用弹的制造和储备当然是很少的，况且就4年式的15榴弹而言，仅是旧式的（大正4年的制式），所以装备的数量肯定就少。
指责到这里，我想到了另外的问题。对于旧日军的武器，恐怕作者完全是个外行吧，而且他是不是仅仅看了“秘密武器概说集”就写了记事的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秘密武器概说集”里，关于96式中迫击炮这样的极密武器以外的弹药，除了化学弹是没有记载的。因此，是不是作者连非极密指定的代用弹以及通常弹的存在也没有注意到就写了这则记事的呢？要是这样来考虑的话，“4年式15榴弹炮的榴弹……依然被看作化学弹”这样前后不符的一文也就能够理解了。因为以带有4年式15榴字样的弹药，登载于“秘密武器概说集” 上的，仅仅都是些“92式尖锐黄弹”等化学弹。
再返回到论文查检验证上来吧。作者在“代用弹之说”之外，还披露了其他奇怪的解释。那就是“认为包括发射发烟筒等化学弹在内的各种代用弹也交接了”的、能够称作“发烟筒之说”的解释。比如，也印在拍摄页面的“99式发射发烟筒”，是 “供在300米以内的近距离形成烟幕使用”的，是以此作为目的的武器，也许在实战中有与化学剂一起使用的例子，但说到底是用于施放烟幕的武器。发射化学剂的武器，另外还有“98式发射红筒”等，所谓的发射筒是另外的东西。所谓的旧日军武器分类上的化学武器，说的是被填充了强毒性的“瓦斯筒（弹）”，其隐语一般是“特种烟（弹）”。而且全部的化学剂未必都要“发烟”，这一情况我也想指出来。发烟的武器是具有呕吐、打喷嚏性质的“红剂”以及窒息性的“青白剂”，而糜烂性的“黄剂”并不发烟，是以液体状态飞散的。
关系到“发烟筒之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如下这个地方的说法。“现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发烟弹、法烟筒几乎全都交接了……能够证明中国以及外务省所说的‘没有同意化学武器的交接’是一句谎话”。尽管不是确切的，我想是不是作者将现代的条文解释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应用混为一谈了呢？就像作者本身所说的“现在”那样，当初使用于日军发烟筒（弹）的“白剂”，包含了化学剂的解释，尽管这是源自承诺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日中之间的协定，但就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在旧日军时代，发烟武器和化学武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所以，在当时的记录里，尽管说发烟武器交接了，但是还不能说“红剂”以及“黄剂”等这些化学武器也交接了，莫非作者想要说的，只是将能够正式确认交接的发烟武器，在加以严格区别的基础上，打算将（毒性较弱的发烟剂）的处理委托给中国方面去做呢。
就像您看到这里的那样，如果是对旧日军武器熟悉的人，一看这则记事的内容，对其水准就会感到滑稽可笑，实际上，据说《正论》编辑部发行后，很快就接到了由防卫研究所打来的指责电话。可是据参加了5月17日在东京举办的作者讲演会的人说，作者在了解了对“代用弹”以及“甲乙” 等批评的情况下，因为得到了防卫研究所OB以及旧日军当事者的协助而表现的气盛刚勇。要是记载的武器，让作为专家的那些人也感到奇怪的话，那么，那些记述就一定是化学武器的隐语，这会令人振奋，欢欣鼓舞的。这不正是“阴谋史观”吗？
据作者说,作为一个例子，他列举了“添药弹”“94式代用发烟筒” “ 手中弹”等，他认为这些非比寻常。可是“添药弹”毕竟只是装填了炸药，还没有安装信管的未完成的弹药。“94式代用发烟筒”是演习用的，虽然其机能和成分是一样的，但烟量仅为正常的一半。“ 手中弹”是这么个情形，就是手投火焰弹（瓶）的意思，它与化学武器完全没有关系。只是作者及其智囊没有进行必要的查证作业。当天讲演会散发的史料复印件，除了这些以外，被记载的还有“41式山炮榴弹己”，可关于这一点，作者也说这个不正是化学弹的“己”吗等，而那个是不是“火焰弹”的“己”呢？要是一一作为（研究）对象的话，也许就不会有结果的吧。只要仔细看看拍摄页面介绍的武器交接书，显示化学武器交接的内容是看不到的，即使仔细查阅史料，那个化学武器的“己”字也是不会出现的吧，这些就是我直率的感想。不料在5月21日的内阁委员会的会场，提起这则记事的议员，作了似乎是“先见之明” 的发言，他说“也许是现在流行的虚假情报吧”，这件事令人啼笑皆非。已故的田中正明氏，他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而篡改了史料，曾经遭到了批判。似乎作者自认是田中正明的弟子，但是，他的这种程度的史料读解力、论证力，恐怕就连其师傅也会在九泉之下伤心得哭泣的吧。
本论提示的根据，全部基于战前的原始史料。无论哪一方面都是能够通过因特网---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网页来阅览的战前公文，笔者尽管呆在家里，但都是检验核对过的。这一次《正论》的记事，是连初步的检查作业都没有进行的、过于明显的粗制乱造的东西，因为我没有看到山形县的原始史料，虽然还不能说什么，但既然“代用弹之说”不能成立，那么，倒不如说这么庞大的史料群与作者想的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只有化学弹没有被正式交接”就等于“被遗弃了”，不正是被作为这件事的旁证吗？做了多余的事情而惹出麻烦，“好像是在亲自搓捻勒紧自己脖子的绳索”这句话，对作者来说，不是很合适的吗？
在这里，关于的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我要提示三点深入思考了的论点。首先第一点是，即使是记事，也就像触及到的那样，它是关于关东军的交接记录。规模最大的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是从满洲各地收集在哈尔巴岭的处理事业，就这点而言，到不如说关东军方面的记录是重要的。如果凭借山形县的史料，（能够证明）化学武器由关东军对苏联军队按照规定的常例进行了交接，这件事情变得明朗了的话，那么，化学武器处理的责任就不在日本，就应该变成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解决的问题了。关于查明交接后的管理实际情况以及化学武器的处理费用（由于管理不周密，发生于当地居民的伤害赔偿一并计算在内），其性质就成了应该由两国间协商解决的问题了。这一点，政府也约定仔细查阅史料，我要期待调查的结果。
第二点是这样的论点，即，假使在华日军将化学武器正式交接给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军，在其后的国共内战中，化学武器被使用了吗？一般认为，国民政府军在中日事变前的内战中，对中共根据地使用了化学武器，在其后与日本的战斗中，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都对以红剂为首的日军化学武器有铭刻于心的体验。但是，在战后的国共内战中，化学武器被使用的事情，因我孤陋寡闻得很，还没有听说过。应该正式受理交接的数量庞大的全部化学武器，考虑为死藏不用，这妥当吗？虽然可能有这样的看法，即顾虑作为后盾的美军；但也可能有这样的看法，即毕竟国共双方手里都没有化学武器。国民政府军虽然建设了芥子毒气厂设备等，不过，那些机器因中日事变被日军接受而毁灭，中共军没有开发化学武器的能力。战争结束后即使想使用化学武器，除了日军的化学武器以外，也没有现成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化学武器的交接究竟有没有进行？由这样的观点来考虑考虑，也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点，是由上述的两个论点引导出来的假定的事情。化学武器的正式交接，如果在满洲的关东军能够证明，而在中国大陆的支那派遣军不能证明的话，那么，现在的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作业，就会被推进到相反的境地。也就是说，是这么一种情形，即根据政府的调查，认为遗弃的化学武器，除满洲以外，还散布在中国大陆的全境，按理说是有法律责任进行这方面处理的，而关于现在设备建设被推进的满洲哈尔巴岭处理，是不是就没有法律责任呢？当然了，这只不过是假定的事情，对于中日两国政府、对于亲中以及厌中这两派的一切人来说，是个没有趣味的结论吧！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来说（也许不谨慎），却是一个倍感兴趣的论点。

这篇文章的后边没有“评论栏”，所以只能放在这里了。

日军晋中作战的战果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第二次作战的综合战果【第一军作战经过的概要（第21章 晋中作战）1940年】
对于中共军于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日军通过两次的晋中作战进行了反击。上图表是记载史料上的、第一军参谋部制作的晋中作战的战果表。中共军方面的损失是，遗弃的遗体和俘虏共有1753人，缴获的武器仅步枪（包括自动步枪）就有1249支，听说几乎所有人员都配发了武器，每支步枪装备的弹药数量也多达200多发，真是无可挑剔。重机枪以及迫击炮这样的重武器也没收了很多，由此看来，即使与后期的战果相比，也显示了这个时候的中共军，已经具有等同于正规军的装备了。

战后，中共政府以及左翼学者等，尽管高声非难晋中作战是彻底消灭非武装地带的“三光作战”的开始，但是，本资料显示给我们，那些说法是不妥当的。日军歼灭的并不是非武装的居民，而是拥有与正规军同等装备的军队。

书评：《中国里边的日本人》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作者梨本祐平作为中国经济专家，供职于满鉄、华北政务委员会、海军武官办事机构、华北交通，是个曾经参与了各种政治谋略的人物。就像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田岛教授在其网页上评价为“出色的回译录”那样，该书将动乱时代的日中政战谋略的内幕赤裸裸地描述到了这个地步，而且，作为故事，其独具魅力的描写方法也是少有的。由于作者所持的左翼观点，所以没有对于体制上隐秘的事情，由于作者做过新闻记者，所以其文采就出类拔萃吧。每个星期日连载的原稿单行本，据说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些反响也就是理所当然认可的读后感。
不管怎么说，本书的魅力就在于能够窥视到那些出场人物丰富多彩的真实面目。以松冈洋右、近卫文麿，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方面的要人自不待言，对于王克敏、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中国方面要人的人物评价，尽管感到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作者，其特有的好恶有些过火，但在这方面打些折扣，趣味也是浓厚的。按照论者的主张，甚至严厉地批评王克敏是鸦片高手，而对其人的评价是，性格古怪而固执，但是个具有忧民意识、具有冷静而透彻的政治谋略观的大人物。

本书虽然不断地加进了并不逊色于冒险小说的小插曲，如遭到蓝衣社恐怖暗杀、被中共特工人员营救等故事情节，但一起遇难的海军武官，是死于战时的事故，是不是没有办法确认其故事的真实性呢？在整体结构上，脚色的疑团就消除不尽。另外，对于中共强烈的深思熟虑，也能够看到与史实明显不同的记述。一般说来，即使认为回忆录是虚实交织的一起的东西，也有过了头的感觉。话虽这么说，不过，将本书仅仅作为单纯的昭和大陆动乱故事来对待的话，我也觉得有些可惜，作为名气不怎么为人所知的个人回忆录，本书具有浓厚的色彩不同的内容。

关于作者个人，他参与了由满鉄调查班进行的华北农村调查，以及与汪精卫政权缔结条约的交涉，还有战争结束后，虽然他一度遭受到死刑的判决，但又变成了无罪战犯，以及被扣押时的小插曲等，虽然故事引人入胜，但压轴的精华部分，还是他尽管遭遇了那个通州事件，但还是活下来了的故事吧。

应驻屯军池田纯久参谋的要求，据说梨本祐平前往殷汝耕帐下提出了忠告。他在残杀日本人的场所---著名的金水楼，遭遇到了那次事件。胆怯而害怕的住店客人期待的是，即使是暴兵，只要给予其贵重物品的话，就不会被杀死的吧，在后退的避难中，梨本祐平带着数名赞同者逃到了守备队，熬到了天明。第二天早晨，他去金水楼一看，目击了昨天晚上还跟他在一起的人们，其凄惨的尸体全部抛露在那里了。

偷悄悄访问了太原的皇宫元老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曾担任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为战后日本体育界之发展尽力的已故竹田恒德先生，对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的席位进行了斡旋， 1987年，中国政府为了感谢他所做出的贡献，特地为他安排了为期两周的，充满答谢意味的中国之旅。为此，他偷悄悄地访问了太原。

他是战后脱离了皇籍的皇宫元老，战前他被称为“竹田宫恒德王”，按照明治天皇的意向，皇族的男子要全部成为军人，这是惯例。竹田宫继曾经是骑兵军官的父亲之后，选择了陆军。他是陆军士官学校第42期、陆军大学第50期的毕业生，经历了骑兵第14联队的锤炼，从1938年（昭和13年）8月起，在山西省掌政的第一军，作为作战参谋而任职。

在旅行时间为两周的正式日程里，决定了访问成都、桂林、西安、河南少林寺、北京。但是，据说他说想看一眼曾经工作过的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就顺便私下到了太原，并且于当天离开了那里。在太原领着他参观的人，就是我在战争体验谈里介绍的李献瑞先生。太原第一军司令部是一栋四层建筑的、屋顶盖瓦的漂亮楼房，它的正门可以出入汽车，是座威风凌凌、风格不亚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建筑。即使在今天，也几乎没有改变其外观而被人民解放军使用。由于李先生的陪伴，他非常高兴，说出了想在那里拍照的愿望。但是，由于是军事设施，所以严禁摄影，李先生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最后，他乘上汽车，一边在司令部的门前行走，一边在车内准备好相机，简直就像用间谍手法似的完成了拍照。据说，虽然李先生出了一身冷汗，可他能够在战友会上得以自夸而高兴不已。

他去第一军赴任的时间，是1938年（昭和13年）8月，当时，司令部在石家庄，移驻到太原的时间是第二年的2月，虽然他在司令部工作的时间仅仅为短暂的半年多，但对于竹田宫来说，他的回忆似乎是深刻的。他虽然初次在第一军体验了参谋工作，但那个时候，据说推敲出来的作战计划，梅津司令官命令他进行了多达四次的修改。他赴任的时候，第一军在临汾设立了战斗司令部，在临汾的中国居室的生活，他被老鼠所烦恼，所以搬到太原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了也许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顺便说一下，他到第一军赴任的时候，留了半年多的两端向上翘曲的胡子，据说是用凡士林整形的。据说，后来昭和天皇看到这张照片，说是很合适的。这是在他自传里的一个小小插曲。

竹田恒德先生在中国之旅之后的五年，即1992年去世了，时年83岁。一般认为，在皇宫的元老里边，他是战后最成功的一个人。

从日军第一军的“武器交接书”看战争结束时的状况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这是一个成为话题的符合道理的记事，在山形县的西伯利亚史料馆，还保存着管辖山西省的第一军的武器交接书。这份武器交接书就像写在封面的那样，附加了除去与航空部队有关的主要武器。另外，这次到手的交接清单，仅仅是是弹药类的记述。然而仅凭这些，就如实地显现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即帝国陆军低下的素质以及残留山西的一鳞半爪，同时它也启示了真实的内容。

第一军武器交接书的封面（左）和署名（右）
某一个时期，以兵力多达10万人而引以自豪的日军第一军，到了战争的末期，其优秀的兵团也被选调到了南方，素质和数量都在逐渐下降起来。最后，第一军以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10旅团、独立步兵第14旅团、还有旅团规模的第五独立警备队，共计5个兵团，约6万人的兵力，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由于战争结束，日军第一军将国民政府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为受降的主管，而进行武装的解除。这份武器交接书是解除武装之际，确认武器的数目的清单，记录的是第一军隶下的5个兵团和军直辖部队、太原野战武器分厂、还有战争结束时由驻蒙军转属的第4独立警备队，总计8个部分。转属的第4独警，其驻屯地大同为第二战区所管辖，也就是说，日本将山西省的北部割让给蒙疆政权，但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该地为山西省所管辖。而且，北部的铁道运输停止了，大同地区将士的回归要经过太原等地。
武器交接书的签署日期是昭和20年（1945年）9月18日，以第一军司令官澄田将军的名义，写有“完成本册的交接”。实际上，由残留山西人员组成的特务团所用的武器，以及在铁路沿线的分哨等地，为了一如既往继续进行警备而使用的武器等，（日军部队）应该是仍旧继续装备武器的。另外，就像独步第14旅团那样，由于中共军的阻碍，北上集结是困难的，所以就处在了与阎锡山军进行协同作战的境地，在9月的这个时间点上，并没有完成武装的解除。“完成交接”的说词，（我们）不能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所以，不能够认为本交接书上记载的“全部”内容。事实上，一看目录让人悬念的，就是交接的数量很少。比如说，三八式步枪的子弹，整个第一军才有580万发，这样话，除了每个步兵行动所带的120发的定额，就再也没有储备的弹药了。而且清单还包括轻机枪的弹药。说谎也要有个底限吧。一般认为，为了残留（在山西），隐匿或从账本上消抹了。

这是武器交接书的部分清单。记载着兵团、军直辖部队
以及武器支厂，8个类别提交是弹药数目
从清单也显现出当时帝国陆军素质的低下状态。我们得知了战争结束时，第一军连一门重炮也没有，在第五独警以及武器支厂，“十五榴”以及“十加”等重炮的炮弹虽然交接了，但因为这两种炮弹都没有装备重炮，所以应该是没有大炮而只有炮弹。交接书上所显示的，比起口径75毫米以上的野战山炮，在山西据称已经没有更强有力的重火器了。因为遭受空袭，虽然似乎有野战高射炮，但“七高榴弹”还是在军直辖部队被接收了。

还有关于没收武器弹药的记载。除了大型毛瑟手枪以及口径7.92毫米的智式轻机关枪外，还得知口径77毫米的一四式野炮也被使用过。以“阻击机枪”的名称在日本将士中间能够引起恐惧的智式轻机关枪，自不待言，而引以自豪的77毫米的野炮在清单的价值上，也是具有赶得上九Ｏ式主力野炮的性能的武器。这些外国制造的武器，无论哪种都是优秀的，所以作为日本国军的武器，是准制式化了的武器。

在物品种类栏写有“三一山炮榴弹”，这是日清战争时，登场亮相的三一式山炮（明治３１年式速射山炮）通常使用的炮弹。交接是在第１１４师团和第5独警进行的。因为这种大炮没有配备驻退机和复坐机，所以每发射一发炮弹，炮架就嘎啦嘎啦地后退数米，因战线的延长，大炮变得不充足，就从仓库里拉出来送到了前线。因过于陈旧而没有人懂得操作，因此由陆军学校等派遣教员，非常辛苦地进行了培训。第１１４师团是由独立步兵编成的治安师团，大概是一个军里，连一个师团都没有的话，就不够格局，所以就将以旅团就能够对付的部队拔伸成了师团，这也是实际情况吧。在山西省，唯一的师团就是第１１４师团，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在编成师团时，干部们领受了这样的古董武器，内心的感觉会不会是惭愧的呢？

山西北部匪情猖獗，一以贯之承担其的警备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这方一面，与其他并列的“独混”不同，是得到汽车配备的装备优良的兵团。即使在交接书上，老式的武器也为零。但是据当时的相关人员讲，据说即使是独混3旅，在战争末期的补充兵配备上，也是竹筒水壶，木制的饭盒，佩刀的刀鞘是竹子制作的，配发的枪支是当地生产的北支十九式步枪。战争末期的严峻状况哪儿都是大同小异，半斤八两。

最后附带交代一下，这份第一军的武器交接书，也就像正论“快讯”介绍的其他交接书一样，并没有提示化学武器交接的记载。而残留在山西的日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对于中共军使用了“以前就准备的化学弹”，以这样的主旨的回忆录是有很多的。

爱知万博和中国人的高犯罪率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译者注：作者于 2005年3月 9日写的本文】根据日本警察厅和法务省的统计，尽管中国人只占在留外国人的24.1%，占不法滞留外国人的15.3%，可是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以及入国管理法等特殊犯人，却占外国人刑事犯罪的50.9%（平成15年）。而且，其特征是多为4人以上的团伙犯罪，似乎从一开始就以犯罪为目的而进入日本的为多。我生在东京长在东京，前几天我浏览了一下警视厅的网页，登载指定布置的8个罪犯中，其中的3个是中国人，这令人心情不快。

实际上，在中国发给去日本的签证，基本上被限定在北京、上海以及广州这样的都市，家住其他地方的人是很难取得观光签证的。为了防止以不法就劳为目的而进入日本，日本政府是有要求的，可就在很快就要开幕的爱知县万国博览会上，决定在万博会期间，签证的限定发给扩大到各个省。万博期间，日本容许韩国和台湾的无签证者入国，对此，中国政府以予抗议。可是在今天的在日中国人犯罪多发的状况下，签证甚至要扩大到各省，就更令人感到不安。爱知县的知县在去年5月直接去北京，向中国政府请求，希望放宽去日本的入国限制，结果决定扩大到了各省，而现在日本中部地方的外国人犯罪案件数目，一年间几乎有一万件，关东（除去东京）比关系关西要多得多。因此，如果犯罪进一步增加，抑或出现牺牲者的话，其责任是重大的。我真希望有关机构制定一个万全之策啊！

“军队的长子” 曹石堂先生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拜会曹石堂先生事件，是我在最后访问了山西省的2001年的夏天，因而那已经是5年前之久的事情了。在山西大学担任日语教师，已经退了休的曹先生，在大学里的机关宿舍，与再婚的日本人熊林女士过着恬静日子。

曹石堂先生（右）和其夫人熊林女士
恰好他的孩子正在立教大学留学，在只有两个人的生活中，我的年龄也与其子相仿，我的访问，也许给他们带来了少许的安慰。尽管是突如其来的造访，但他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一边招呼我吃着丰盛的晚餐，一边对我讲述了他自己被动乱的中国历史狭缝所愚弄的人生。
对于战前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曹先生是个作为“军队的长子”而被记忆着的小有名气的人物。在战争中如同孤儿的曹先生，没有想到竟被驻留在山西省的日军铁道部队收养了。他以军人养子的待遇在北京的国民学校学习，之后留学于日本。在当时的报纸上也作为美谈而被加以报道，曹先生的名字即使不为人所知，而记住了“军队的长子”这一称呼的人却很多。
他在留学期间迎来了战争的结束，新中国一成立，曹先生就响应对海外华侨发出的回归呼吁，度过了大海回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可是没过多久，曹先生就被卷入了当时袭击众多的华侨的政治风暴中。他被戴上了间谍的冤枉罪名，受到了长期的迫害。投入监狱、劳动改造、作为前科者在农场以及煤矿进行体力劳动。那是不能够用语言表达的、长达20余年的迫害。
关于曹先生充满波澜起伏的半生，我在太原访问他家的时候，从他本人那里听到了片言只语，而详细的了解，则是在读了野鸟进氏写的小说《白太阳能放光辉之时》之后。初次见面，我对于曹先生的感觉是，小市民的品质性格及其柔和的笑脸，是包藏在糯米纸里的坚强意志。即使在该书里，这些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再现。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采取小说这种形式，在本质上是纪实作品的该书里，尽管他从幼小的时候起就遭受了不幸，但硬是挺着坚强地生活下来，曹先生的英姿，被描写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野鸟进《白太阳能放光辉之时》原书房，1993年
实际上，拜会了他之后，我也读了《白太阳能放光辉之时》，关于其性格描写等，我虽然也感到是本引人入胜的好书，但因为毕竟是小说，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他想出版自己笔下写出的自传，这种愿望似乎是很强烈的。曹石堂先生也借助了夫人熊林的一臂之力，已经用日语写成了长达20万字以上的回忆录。在我拜会他的时候，已经脱稿了，可由于江泽民政权导致的反日运动的高涨，以及日本出版界情况的严峻等，据说付诸出版的事情没有定下来，现在我也没有听到出书的消息。
在我最后拜会他是时候，他说出来的话，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战后访问台湾时与阎锡山会面的情况。当时，曹先生想跟曾在西点军校留过学、关照过自己的他养父那样，步入军人之路，阎锡山对他训谕：“我虽然很长时间一直在做着军人，但是并不想当军人，你要掌握先进的技术，为新中国的复兴尽力吧！”这虽然是了解阎锡山为人的一个小小插曲，可对于曹先生本人来说，这是一次将自己人生的航舵朝着不利的方向进行了大幅度的转切的会面。晚年，阎锡山一边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一边埋头于反共著述的写作。
补记：
由曹先生执笔的回忆录，《祖国啊！不要怀疑我！-----由政治犯成为大学教授的“军队的长子”的故事》，于今年11月决定由日本经济评论社出版。特此告知（2006、10、27）

陳先生
返信が遅くなり失礼しました。いま手元に聞き取りの際のメモがないのでなんとも言えませんが、おそらくカンパン(乾麺包)の誤字かと思います。
メモが見つかったら訂正します。

中国的反日示威运动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译者注：作者的文章写于2005年3月9日】反日示威运动在中国频繁地发生，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受了伤，在北京、上海、沈阳的外交公馆受到了伤害。中国认为，日本拒绝谢罪和赔偿的要求，责任在于“不反省过去历史” 的日本。在国际法上，中国的主张显然连一点道理都没有。而且，具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疑惑，即这一次的反日示威运动，是中国政府煽动的结果。中国政府禁止集会以及示威游行，将其作为适合自己的国情而加以默认，由此看来，禁止集会以及示威游行大概是正确的。而且，一部分人的呼声在高涨，即，将那种恶劣的政治手腕作为中共的特有而加以非难。但是这种言论并没有击中其要害，如果是是说为什么？对处在自己国内的日本侨民以及外交使节施加的恐怖行为，可以说是中国的传家法宝，并不仅仅是中共所特有的。

在中国，外交公馆遭到袭击的案例，就有1900年的北清事件（义和团），1927年的南京事件（注1），前者是由受到清朝政府支持的暴徒来实施的，后者是由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发动的。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之受害，其规模最大最凄惨的，是以1937年的通州事件（注2）为开端，在民国时期就不胜枚举。而且，其中的很多事件，是由暴徒来实施的，暴徒受到军队以及警察等政府机关或当时政府的煽动。在依据自己专断的逻辑，对于外国人施行的无法无天的暴力加以肯定这一点上，中国的姿态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相同的。就是所谓的对于曾经企图殖民地化的日本的抵抗，这一次催促无视那段历史的日本进行反省。在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的上海，据说现在留滞着6万以上的日本侨民，向无法无天的国家投资的风险，必须由自己来承担，可是自己的国民置身于无法无天的暴力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好像是被人家抓到了人质似的。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国内，容忍中国无法无天状况的思维是根深蒂固的。那种思维就是要特别对待中国的思维。这种思维的本源，就是延续了战前的亚洲主义，即，所谓的比起欧美来，日本应该要与以中国为老大的亚洲合作下去。战后则是由自民党田中派主导的亲华派政治和外务省的中国学派，就是那种思维的代表。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就在于：轻视自由以及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还有轻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一点上（至少也与中国有关联）。因此，考虑的是，即使中国以虚假的历史欺骗国民，即使是没有自由和正义的独裁国家，也要倡导（日本）有必要将友好关系维持下去，为此，即使牺牲某些国家利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眼下，驻北京大使阿南等中国学派的人，一看到正在策划着的早期内幕，就似乎觉得对自己国家领导人的侮辱，以及对外交公馆的破坏，还有几个在华日侨的受伤程度，这些也都包含在“某些国家利益”里。

下文是土八路从百度里搜索到的“1927年的南京事件”和“通州事件”，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注1）1927年的南京事件
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６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５人，被强奸者３５人。

1927年4月6日，日本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4月11日，日、美、英、法、意5 国驻武汉领事反诬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令人惊奇的是日本人宁愿自杀也不开炮，而且之后有人还打算制造第二次南京事件，以激怒列强来犯国民政府。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道歉、赔偿，并答应惩办“骚乱”分子，而对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却只字不提。

（注2）通州事件
　　1937年通州事件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下旬，日军从华北撤侨的列车经过通州时被当地军阀部队（应该是一支土匪部队，先被日军收编为伪军，后来又出其不意“反正”抗日，袭击日本的后勤部队）攻击死伤严重，上百日军士兵被杀后肢解，女人被先奸后杀。后被日军中国驻屯军的部队营救出少数几人。
　　日本将此消息返回国内，全国“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增兵华北，惩罚暴支”在几本日本人写的替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书中，对此事进行报复也是他们进行屠杀的“原因”之一。
　　通州事件是什么时候？7月29日，这时候日本早已调兵完毕，北平都要沦陷了，看过时间会倒转的，冀东保安队虽是伪军，出身土匪还真的不多。我看过日本人在战时写的关于通州事件的资料，认为责任应当由空军（陆航）来负，因为引起通州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空军轰炸了保安队（日人称为误炸），当时通州约有日军300人（绝非什么后勤部队），连同日侨、浪人等约六七百人，一小部突围成功（也不是什么驻屯军救出来的），被杀者约五百人，至于“对此事进行报复也是他们进行屠杀的‘原因’之”云云更是胡说八道，日军人向来是“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就我以前看到的英国人的资料，据说在通州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是全尸的。
　　在北京文史资料上查到的：
　　通州伪保安队起义
　　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驻通州附近的中国部队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袭击。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伪军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敌，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在张庆余等领导下，于1937年7月29日发动起义。他们捣毁了日伪机关，逮捕了殷汝耕(起义部队转移时殷逃跑)等一批汉奸，处死了500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下午，起义部队在指挥部驻地北关吕祖祠集结，向京西转移。这次起义不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
　　日本人被杀得很惨，士兵被杀后肢解，日本侨民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被肢解。
　　l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向宛平县城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于是爆发了全国抗日民族战争。7月27日凌晨三时许，侵华日军和通县日军守备队突然向驻守在通县新城南门外（今通州粮食加工厂址）29军143师的一个营发动进攻，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百人，然而，埋伏在旧城南门及东总屯担任截击任务的伪政府保安队，并没有截击突围转移的29军部队，只是对空鸣枪，打炮，佯装阻击撤退的29军，同时在双方激战中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援。狡猾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对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27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飞机12架狂轰烂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营地，致使保安队10余人伤亡。保安队广大官兵愤愤不平，难咽这口屈辱气，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城南的战斗和日机轰炸教导总队营地，已经激起保安队官兵的义愤，我们怎么办？”张庆余首先征求二人的意见。沈维干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依我看，现在就可以动手。”张砚田有些顾虑：“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准备，动手以后再同29军接应不上，全军就要覆没。”沈维干对形势又进行了分析：“现在官兵的抗日义愤实难抑制，与其抑制，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起义。”张庆余说：“先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动态再定，你们看怎样？”28日下午，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细木繁。细木繁质问道：“张队长你怎么槁的，为什么没有把29军截住？”张庆余觉得一个堂堂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如此训斥，是奇耻大辱，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说：“我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着！”“我撤了你！”“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细木繁算个什么东西？”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拔出手枪，怒目对视，直到有人上来阻拦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己至此，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于是，决定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起义指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午夜，起义的信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听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此时，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监禁起来。
　　激战进行6小时，直打得东方的太阳火样红，共歼灭日军官兵500余人。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得到了与细木繁同样的下场。同时，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奸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困带队突围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当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国民党军）截击缴械……待余剩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仍请求向孙殿英索还武器，要求开赴前线，力国杀敌。”
　　8月10日，因通州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卖国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

石井将军在山西---与生物战研究隔开了距离的工作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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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知的日军生物战研究，是以“731部队”为中心的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而闻名的。其关键人物石井四郎将军,在离开731部队（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岗位后，尽管时间短暂，又在（日军驻）山西省的第一军，作为军医部长而工作。在山西的工作，是他1932年（昭和7年），在陆军军医学校开始着手于防疫研究室的工作以来，与生物研究隔开了距离的唯一公职。（石井四郎将軍）

石井将军毕业于京都帝大医学部，在微生物研究方面取得了博士的称号，他是具有被天皇召见过经历的、有头有脸的滤水机的开发人。一般认为，比起医学专家来，他的热情和实绩更接近行政官员。他的实践能力被人冠以“军医界的辻正信”的绰号，他本人也毫无顾忌地公然声称，一介军医破天荒地成为陆军大将。

他从海外回国后，完全从零起步，在陆军里着手生物战的研究，以至扩为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研究网络。1955年，石井将军参加了其恩师葬礼活动，他为自己在战前创建了多达324个研究所而感到自负。此前，供水部是军需部门所管辖的，后来达成了这样制度，即由卫生部门管辖“防疫供水”，如果计算设置于军、师级水准的各地的防疫供水部，再加上把对民间的研究补贴费用也算成在一个研究所的话，那么324个研究所这个数字，倒不一定是夸张吧。

（这个废墟是731部队的锅炉房旧址 哈尔滨郊外的平房，1996年）

仅仅一个731部队，一年消耗的预算，就等同于东京帝国大学那样规模的雄厚资金，731部队虽然也进行了在日本内地不可能进行的人体试验、进行了生物战的研究，可是作为重要兵器的性能好像不是很好的。至少在诺门坎（ノモンハン）和中国战线，共计四次使用了细菌武器，可无论哪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1942年（昭和17年）夏季的浙赣作战（せ号作战），在战争中，日军自己的发病者，就付出了超过一万人以上的代价，同年8月，石川将军调职于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离开了731部队的长官之职。

当初的这一人事调动，一直被认为是因为森村本等贪污事件被发现，而进行的人事惩罚，可这是不正确的，说是贪污，证据不确切。另外，说让他承担浙赣作战的责任，这一说法在说服力上，还是粘边的。参谋本部的井本熊男大佐，虽然在他的制作的业务日记中，记载着作为旁证而列举的、石井将军发出的指示，即在使用细菌武器后，要进行善后处置。可是，由于在诺门坎（ノモンハン）的失败，对于生物武器的使用，石井将军本身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细菌武器使用于浙赣，可以考虑为是由于参谋本部的主导而造成的。与发动的作战相比，人事调动在前，所以说让他承担作战失败的责任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从形式逻辑来看，赴任地的第一军（山西）与关东军相比，级别是低下的，可是在组织制度上，军医部长（山西）比防疫供水部长的职位要高，这不妨考虑为定期的人事调动。因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他在作为战地的赴任地---山西，并没有繁忙的工作，而是悠闲自得，而且在那里的工作仅仅一年就结束了。再往后，他附属于军医学校，实质上恢复了原职。

只是从731部队长官的重要性（和利益）来说，此前一帆风顺的石川将军遇到了麻烦，似乎可以说成中途不顺。在1942年（昭和17年）3月的那个时期，731部队研究费用用途不明，为此，陆军省命令关东军（陆亚密电159号），对于诸如禁止挪用预算于其他方面、对于提出的研究计划等问题，希望求得彻底的解决。在管理中枢，不周密的经营管理已经成了问题，这件事似乎是确凿无误的。况且，关东军参谋长梅津，在生物武器的开发这一点上，对于石川将军的能力，似乎抱有不信任感，一般认为，从731部队的长官位置上调离了石川，就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在这一时期，生物武器的开发以及在作战中使用的主导权，已经不在石川将军手里了。不管怎么说，对于他来说，山西的工作好像与生物战研究暂时隔开了距离。

在山西工作时期的石川将军，任期长达一年，他干了些什么呢？目前还不太清楚，当初赴任时，他因浙赣作战的善后之事，飞来飞去忙于东奔西走，实际到任时，好像已经到了秋凉的季节。曾在路安陆军医院工作的汤浅军医，虽然在其撰写的《消除不了的记忆》里，记述了1943年（昭和18年）秋，他们受到石井将军的检阅，但他弄错了吧，那一年应该是1942年（昭和17年）。这被看作是他上任后，很快就对隶下的各个岗位进行的检阅。据说在检阅的时候，他或者突然扑向卫兵，或者亲自扮演患病后痛苦的病人，施展了他的与传说不一样的、性情古怪的情形，虽然没有人体实验的影像，但在这里还是上映了石川将军所得意的8毫米的影片。

另外，还有石川将军施展其才能，戏剧性地改善了省里的供水情况，像这样的小故事，散见于几本书里，不过，不管哪个故事，都不过是把他当成“石川式滤水机”之父，而派生出来的市井传说。就在石川将军上任的前后，在以太原为首的省内各地，正在进行着由军医部和特务机关主导的上水道建设，对此，居民们非常感谢也是事实，在当事者的回忆里，并没有出现石川将军的名字，这件事似乎与他没有关系。

1943年（昭和18年）8月，石川将军离开山西省，作为军医学校的榜样，回到了日本内地，回到了生物战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回国后的他再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活动。731部队在他的继任者---北野将军的领导下，发明了新的撒毒方法，即把炸弹投下的方法被实用化了。此外，还取得了阐明流行性出血热机理的成果。石川将军恢复731部队长官的时候，已经是战败迹象渐浓的1945年（昭和20年）的3月了，他上任后，很快就宣告：毅然进入了细菌的大量生产。

根据近年公开的史料来看，战后，包括人体实验资料在内的、731部队的研究成果落到了美军之手，据说美军在本国研究机关进行了仔细调查之后做出判断：在科学上没有多大的价值。另外，按照常石氏的看法，在731部队，最有意义的研究，就是流行性出血热和冻伤研究的那一点点成果，据说石川式滤水机也是没有能力滤过当时宣传用语所讲的那些细菌的。这样一来，就像您前边看到的那样，在1942年（昭和17年）的那个时候，生物战的主导权已经不在石川将军手里，我觉得成为恶魔象征的石川将军，也不过是昭和陆军这一巨大组织的一员而已。似乎可以这样说，此前国内外都把凄惨而隐蔽的、731部队的活动内容和石井将军一流的能力（有时是谎言）这些虚像给放大了。今天，我觉得史料、证言等大致都浮现出来了，似乎可以说，这才好不容易看到了他本来的面目。

为了自卫自存而遍地开花的中国武术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 ada.com/

在日本，有个俱乐部（心意俱乐部），教习着自古以来就在山西省传播的武术，写在那里的网页上的内容意味深长。那种叫做戴氏心意拳的武术，是代代在山西省的祁县流传着的武术，据说，起初是作为晋商的豪族----戴氏一族历经数百年的秘传而教传下来的。据专家称，它处于著名传统武术的源流地位。

然而，中国的武术也被称做民间武术。自古以来，像这一类武术在日本就不怎么听说。在日本，用武之人说到底往往是被限定在以武士为首的特权阶层。相对于此，与其说中国的武术不适合类似情况，倒不如说，好像公共权力接受民间有名的武术的构想也多。

在中国，民间武术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在日常生活防卫上是必须的。所谓的由公共权力实施的统治，不外乎是实施全国一律的征税和行政服务。在农业人口占8—9成的中国，贫穷的农民无力承担税务，在维持治安的国税水平方面的税收，一直是依靠盐税和关税来干预的。统治者是不能够估记农村税收的，公共权力也没有进入中国的农村。共产党进入根据地来建设，对于农民们来说，大概就是头一次感受到近在眼前的政治，使他们知道正经的公共权力的存在，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被强行设置了的时候。因此，在过去，行政服务也没有被实施，在中国的农村，代替公共权力的，就成了由地主以及村里的长老来维持村落。因为由匪徒来守护自己村落的治安维持，是其重要的支柱，所以民间的武术也就在那里遍地开花了吧。戴氏心意拳的创始人，在编出自己的武术之前，好像在河南经营着镖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营着民间警备之类的组织。

虽说是地主，不过，一旦拥有用于地租的征收和治安维持这两方面的武力，就易于向以权力压制的政治发生瓜葛，实际上好像村民们也有发动叛乱的例子。但是，由新中国流放地主的时候，称他们为“恶霸”，这与其实际的形象相去甚远。在好多的村庄里，他们也许是近似于中世纪欧洲的乡绅人物。只是虽说是地主，也是千差万别的，在富有和贫穷的村庄，在用于“自卫自存”的治安能力方面，产生了差别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少，必须构筑技术体系的武术，在贫穷的村落里有些勉强，被市井传说为有名的传统武术的源流、拥有很高的技术体系的戴氏心意拳，之所以由豪族的家系修练，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吧。

缅怀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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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与住在一起的母亲，从死去的祖父那里听到了战前的故事。祖父战后兴办的土建铺子，也因喝酒而破产了（真是的原因是金融紧缩），家里人说他嗜酒，那时候晚间喝点啤酒，心情会变得好点吧，我记得母亲讲给我听的虚实交织的故事。
祖父明治末年出生于北海道，尽管早稻田大学毕业，但每当看到出现在电视里的总理大臣，就一边一个劲地嚷嚷“那家伙是我的晚辈！”一边又自嘲地说，那个时侯的早稻田大学，无论是谁都能够进入的。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汉子。
他与祖母的结合也很滑稽。祖母的血统与大楠公的弃儿有牵连，“你爷爷是平民，可你姥姥是士族”， 可以说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而且，因为她做过示范学校的教师，按理说怎么也不会跟祖父那样的汉子生活到一块儿。据说在相亲的宴席上，祖母说她只是讨厌饮酒，祖父对祖母若无其事地说“我是个天生就不喝酒的人，只要闻一闻梅酒的味道，脸就红了起来”。谎话很快就败露了，偏偏在披露的宴席上喝了个酩酊大醉。
祖父虽然就职于满鉄（中国东北） 却对幼小的我说，他在当时除了精英是进不去的满鉄“调查部”工作。后来因衰老而去世，在清扫房间时，我看见了扫出来的复原证明书，才知道原来他是在“工务局”工作。所以，祖父在战后回国之后，很快就创办了土建铺子，大家都哑然失笑。
祖父服务于满鉄的时候，虽然到距苏满国境很近的牡丹江赴任了，可在在战争结束的前三个月，即5月调到了奉天，进入了逃难的行列。尽管祖父漫不经心地说，捡了一条命啊！可祖母却在仿照东京站而建设的沈阳站（旧奉天站）前说，她至今也不能忘记穿着破烂不堪衣服的难民，形成的巨大洪流，陆续奔逃过来的情景。这是祖父去世后，祖母去满洲旅行时说的话。
由于战争结束前的彻地的动员，祖父的同事依次被征召当兵去了，可那个时候祖父在总务科进行征召的联系和供给的计算。在处理应招同事们文件的过程中，据说据说他的心情也得到了整理。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恰好赶上了裁军时代，祖父因身体是“第一乙种”而没有服过兵役，就在战争眼看就要结束的时候，他作为补充兵的一颗星星，入伍于奉天的教育队。他虽然没有挨过耳光，但即使在迎来77岁寿诞的时候，还怨恨地忆起当年在河水中行进的情景，肩上扛着三八步枪，水的深度已经淹没了下巴，可年轻的下士官还是不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 包括祖父在内，教育队都是在当地应招的中年男性，都是些没有军队经验的人。所谓40岁左右的老兵，就连运送弹药都不中用，那是老兵们本人首先考虑的事情，据说大家把教练藐视为“模仿着军队的样子游戏” 。
祖父是想在满洲振作起来大干一场的吧。他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立即回国，为了打闹应急的生活费用，他开了麻将馆，等待回国的日本人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而来到馆里，麻将馆似乎挺兴旺的。祖父喜谈天下大事，好论国家兴衰，很快就和客人情投意合，自然会出去饮酒。成天让祖母看守麻将馆，据说醉酒后的祖父愤慨地嚷嚷：“老子要当土匪！”祖母常常在夜深的道路上去迎接祖父。据说身怀长子的祖母哭泣着求援，腹中的这个孩子会怎样呢？她决定了要回国。
祖父回国之后，创办了土建铺子，虽然甚至到了要在银座的一等地段修筑公司的地步，那很像他的生活态度吧，但公司因钱袋的算计和饮酒而破了产。祖父虽然一边靠工薪生活，一边默默地继续学习经营，可年过80岁后开始昏聩发呆，数年后突然去世。 “如果我死了，希望把骨灰撒到满洲” 按照祖父的遗言，祖母访问了沈阳，在她所住宿的旧大和旅馆前面、建起了毛泽东塑像，她将骨灰撒在了塑像旁边并不显眼的栽植的树木上。我说，相当便宜，再说即使不是在毛泽东的足下也算可以了，祖母露出了爽朗的笑脸：“毛泽东就挺像你爷爷的啊！”数年后这个祖母也去世了。

冯炳梅女士的战争体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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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炳梅女士
1938年（昭和13年）的初春，在被日军接收的纺织厂，她作为培养的女工参加了培训。直到战争结束的七年间，她在与“女工哀史” 相似的艰苦劳动环境中工作。
进入纺织厂
1938年（昭和13年）2、3月份的时候，当时13岁的冯女士，在太原市内的工厂，作为培养的女工就职。这个工厂就是被称作“军事管理山西第一工厂”的纺织厂。工厂作业的位置在如今的五一广场那一带的北侧，在去府西街方向途中的太原市晋生路8号。
军事管理山西第一工厂，是战前被称为“晋生染织厂”的民间纺织厂。由于日中事变，太原被日军占领，晋生染织厂以及其他重要的企业都被日军接收，改名为军事管理山西第一工厂。没过多久，被接受的诸企业就以委托日系企业来经营的形式，重新开工了。不过，在第一工厂，委托给了日本的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现在的“钟纺”）经营。第一工厂一部分作业的再开工时间，是1938年（昭和13年）的2月，所以冯女士大致是与作业再开工同时进入工厂的(注1)。
(注1)关于晋生染织厂（山西军管第一工厂）请参照*****

第一工厂是个由短纤维纺成纱线，再由纱线制成布，即由纺纱到织布，一以贯之而进行的兼营纺纱织布的工厂。据说其产品的大部分是面向军需的军服等。在冯女士的记忆里，员工人数约有1000人。以其半数的500人为一组，分成两组昼夜从事作业。据说每一组一天劳动12小时，是以24小时的体制进行操业的(注2)。

(注2)冯女士说，员工总数为1000人，但当初重新开业的工人数是200人左右，在第二年（昭和14年），转为24小时的体制后，包括管理人员在内，好像是700人（张•魏《日军侵晋纪实》214—215页）。
在纺纱厂的工作
纺纱的工序是：混纺---打棉---梳棉---练条---粗纺---精纺这样连续下来，在单丝的情况下，通过摇纱间---圆纱间---封包来完成。另一方面，捻线的情况下，在其间加入并纱---捻线的工序。就这样移接到织布的工序。
在这些工序里边，冯女士作为培养的女工，被分配在精纺的岗位上。她的岗位是替换精纺机卷取纺线的纱锭，这个岗位叫做“落简小组”。这个岗位的员工昼夜加起来有30多人，全是11岁到17岁左右的少女，据说大部分人的年龄在12岁到14岁的之间(注3)。
在太原纺织厂工作的女工（一桥大学收藏）。详情不明，好像是在冯女士所工作的军管第一工厂拍摄的。
在落简小组作业的房间，并排着宽约10米的精纺机四台。这种精纺机每台配置两个人。每台精纺机上，两面并列着高约15厘米，直径约10厘米的木制纺锤100个，这些纺锤的构造是一边旋转，一边卷取纺线。纺锤上一旦卷取到某种程度的纺线，就操作控制杆，只停止那个纺锤部分的旋转，从精纺机上取下纺锤装进麻袋里。并且，再安置新的纺锤，使精纺机再次运作。
麻袋的纵深有1米，麻袋的口宽约30厘米，这种麻袋能够放入卷好的纺锤约20个。一旦装满纺锤，一个麻袋大体上约有12公斤重。一天工作12个小时，这样的麻袋大体上要装满10来个，所以，每个人一天大约要替换200个左右的纺锤。计算一下的话，每3—4分钟就要替换一个纺锤。一个人要一边监视着并列在身旁10米长的50个纺锤，一边要进行精纺机的操作、纺锤的替换，纺锤的装袋这三项工作，所以，在机械开动的期间，就连坐下来歇息的空闲都没有。除去中午30分钟的休息时间，12个小时都一直站着，所以，从早晨6点开始的工作，好不容易到傍晚6点收工的的时候，自然就筋疲力尽了。这样的工作在周六、日还继续作业。对于13岁的冯女士来说，这个工作是个非常够呛的活儿。
(注3)在纺织业里的精纺岗位上，一般情况下幼年工较多，而且，在容易操作的链式精纺机的情况下，女工，而且是幼年女工多从事这一工作。据陆军山冈部队编写的《山西省大观》记载，当时的工人人数为：成人是390人（里边的女性240人），与其对应的少男少女是360人（里边的女性230人），少女约占员工人数的三成。在这一点上，日本1923年（大正12年）就制定了《工业劳动者最低年龄法》，规定未满14岁者禁止就业。另外，1929年（昭和4年）实施了《改正工场法》，禁止一般女子和幼年工深夜劳作。据冯女士说，似乎是未满14岁的少男少女也被广泛地录用，但即使在规章制度还不完善的中国，也没有让他们从事深夜作业。
女工哀史
在纺织厂，使用蒸汽设备不间断地喷出水蒸气，为的是不使纺线断开。在冬季干燥而寒冷的太原，纺织机发出的热量和水蒸气还算好一点，而在夏天，闷热得就像地狱。即使在冬天，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冒出汗水，所以，夏天仅仅是一动不动，衣服也会湿透。而且在带着水汽的皮肤上，沾付着微细的棉尘。
比如说，在工厂里很多人患有肺病，本来纺织厂带着湿气的微细棉尘轻飘飘地飞舞，因为工人吸入那些微尘，所以结核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很多。况且，大伙害怕被解雇，患上轻微的感冒等疾病还要坚持上班，因而在湿度和温度都很高的工场里，感冒转眼之间就会扩散开来，感冒即使变得很重了也不能休息，所以感冒日久不愈就转变成了肺病。

另外，在女性的情况下，因为一旦妊娠就马上被解雇，好多女性在妊娠后还勉强上班，因此流产的人较多。比如说，在织布工序工作的20岁左右的Z女士，也担心妊娠后被解雇，就继续出勤上班。就这样在某一天，她突然在工作中觉得要分娩了。它赶紧跑进工厂的厕所，为了不让工厂知道，别说是助产妇的帮忙了，就连任何人的帮助她都没有得到。最终只得一个人在厕所生小孩子。结果是所生下的孩子很快就不幸死去了。另外，据说与冯女士在同一落简小组工作的同事L女士的姐姐，因为长期缺勤就会被怀疑，所以仅仅在产后的三天就上起了班(注4)。
(注4)战前的纺织工人，特别是对女工待遇的恶劣，早在细田和喜的《女工哀史》（1924年）等作品里就很出名。在这一方面，钟渊纺织在业界里待遇是最优厚的，特别是各种扶助制度很充实。比如说，在“钟纺共济工会章程”的第23条里规定：“会员因妊娠或分娩不能劳动时，本工会根据医师的证明，从缺勤的当日起，规定每天支付相当于当时工资的70%”， 在这一期间，从分娩前的30天开始，到分娩后的45天为止的约三个月，也是被准许休假的（原《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从业员待遇•钟纺罪恶史》）。但是，据冯女士说，在第一工厂，似乎没有那样的扶助制度。在军事管理工厂，究竟钟渊的职工待遇规则有没有被执行呢？还是个疑问。假使被执行了，一般认为其对象也仅仅是日本人职员。在前面所说的“章程”第六条里，将会员的对象定为“公司雇员”，从“通过临时雇用以及短时间特别契约而雇用的人，不在此限”来看，（她们）被排除在扶助对象之外。
低工资
在纺织工厂的劳动，虽然是与《女工哀史》相似的残酷劳动，但据说每月与其对应的工资却是很少的。关于具体的金额，冯女士虽然记不起来了，总而言之是很少的，硬要比较的话，据说那些金额在当时能够购买1—2箱的香烟。
为了完成工作的定额，取消休息天而硬让上班之类的情形也不稀奇，可是超过劳动份额的那一部分工资也不支付给工人，有时，仅仅是为了完成冯女士小组的定额，就命令早晨提前30分钟上班。这个时候，冯女士住的家，在太原城内的西校尉营那一带（现在的立达百货商场），距离工厂的路程，在步走的情况下需要20分钟。虽然离工厂比较近，但为了早晨提前30分钟上班，就必须在天还未明的5点左右离开家。她与同在一个组工作的妹妹离开家，行进在黑暗的道路上的时候，还发生过被骑着自行车的一个可疑男子的纠缠。提前30分钟的上班，大约持续了一个月，那是没有报酬的劳动。

除了工资，冯女士在入厂的当初，每月支付给她棉棒和面粉各一袋。但是，从第二年开始，支付的面粉量就减少了一半，而到了1941年（昭和16年）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不但支付的量变少，而且面粉也被其他杂粮取代了。要是高梁和黑豆的话，那还可以，可到了后来，又进而变成了高梁的渣滓以及榆树皮。
榆树皮，本来是将落叶树-----支那榆树的白色内皮磨成面粉的一种东西，在凶年的时侯，没有其他食物将其做成面条来食用，因为不好消化吸收，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能引起腹痛。不能彻底消化而造成便秘，因为不把细木棍插入肛门通便，就不能够排泄出来，所以大便时总是鲜血淋漓。据说，即使是那样的食品，在粮食状况恶化的太原，因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而不得不食用。
即使待遇恶劣，冯女士以及其他的女工们也不能辞职不干。由于战争而导致市场恶化，傀儡政权成立后，物资不足和物价高涨还是越来越严峻。况且，当时的状况，在太原市内就职是很困难的，据说只要有工作就胜过没有。虽然也发生了数人擅自缺勤之类的事情，但是，比起被解雇流落街头生活无着来，多数人好像还是选择了忍耐这条道路。因此，就像在厕所生下孩子的Z女士那样，据说因害怕被解雇而过分地糟蹋身体也要上班，可怜悲惨的故事屡屡不绝。
日本人
工厂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由日本内地钟纺派遣来的日本人。据说，冯女士所在的落简小组，也有两个作为负责人的日本人职员，就是O主任及其部下K科长。O主任40岁左右，K科长30岁左右，这两个人都不懂中国话，通过翻译下达指示。据说，一旦完不成定额，这两个人就殴打作业迟缓的工人。因此，年幼的冯女士很害怕施行暴力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出现，她就敢快点头施礼，之后马上逃离那个场所。
在日本人当中，也有做了各种可耻行为的人。比如说K科长，在1940年（昭和15年）那会儿，在其家属来到太原之前，是个单身赴任的人。据说，他在此前的约两年间，年轻而漂亮的女性一进入工厂，他就将其带进自己的宿舍。另外，总务科的另一个叫做K的日本人，在自己的家属来到太原之前的期间，和一个叫做Y的中国女性同居，而且，据说这个Y依仗K的威势，为所欲为。K在总务科管理着食堂，Y把这个当成好机会，把在面粉里混入山药的馒头假冒纯面粉馒头，对工人经常以法外的价格出售，以此赚钱得利。
“安全管理”
工厂里频繁地发生事故，据说，特别是在织布的岗位最多发生。某个工人的手不幸被机械织机卷了进去，虽然赶快停机，在工厂的医务室做了应急处置，但除了大拇指外，其他的手指都被切断了。另外，冯女士还知道有个人因事故而一只眼失明。对于这些发生了事故的工人们，是否支付了慰问金，年幼的冯女士并不知道。但是，就被切断手指的人而言，她并没有被解雇，据说她即使没有了手指，也被调离到了能够干活的岗位。
与防止工人事故这方面相比，对于盗窃等的“安全管理”是严格的。在工厂的大门，具有门卫的同时，还安置了检查的人员，对于下班时出门的工人，全部要施行身体检查。当然，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检查人员是没有照顾触及身体之类的行为等。
某个隆冬的日子，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修理工盗窃了纺织用的鉄丝，他似乎是企图卖掉铁丝，要购买食物吧。冯女士和妹妹一起结束了那天的工作，就在要回家的时候，在大门口看到那个青年被抓住。据说厂方将这个青年带到工厂内的空地上，大冷天全部脱掉他穿着的衣服，往身上浇水，用木刀殴打后捆绑在门柱上，因为这是作为对其他劳动者的警示。这个青年被绑了两三天之后就不见了。冯女士后来听到传说，这个青年被带到了日军的宪兵队。
战争结束
这是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的事情了，已经20岁的冯女士，那天也去工厂上班工作了。到了下午，她从一个工人那里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据那个人说，收音机播放了天皇陛下的玉音讲话。虽然工厂这一天也不休息而进行了作业，但据说O以及K等日本人职员，从这一天开始，突然变得不来工厂了。
冯女士在自己的家里（左起第二人），和儿子儿媳在一起。（太原1997年3月）
之后过了不久，工厂就被进驻太原的阎锡山军接收了。在持续进行的战争结束的混乱中，日本人职员将带不回去的家具以及漂亮和服等，不值一文地给点钱就卖掉，都争先恐后回国去了。
据说，阎锡山军接收工厂后，取消了在厂门前面的身体检查，生产定额也变得比以前少得多。工资也比战前提高了，配给的粮食也好了起来。待遇与战前相比也好的多了。但是，国共内战一开始，粮食的配给也停止了，因物价扶摇直上，提高的工资也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冯女士在战争结束的两年后（1947年，昭和22年）从工厂退职了。她13岁就业，之后的9年间，那是作为经常与战争的阴影相伴的纺织女工的青春。

值此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谨向先生致以情切的问候。

您好：

"賃金の他に馮さんが入所した当初は、毎月一回綿棒と小麦粉が一袋ずつ支給されていた。"

所谓的“棉棒”，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能吃的食物吗？

李夜冰先生的战争体验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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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夜冰先生

李先生的故乡石门村，在中日事变之前，就是纳入共产党统治下的“老解放村”。中日事件以后，这里被作为敌对性地区的中共据点，遭到日军的讨伐，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离开村子避难。

1942年（昭和17年），他进入中共的抗日学校，在躲避日军的讨伐,不断转移的学校生活里学习绘画，他一边学习，一边干农活以及进行地雷的制作。还有几名同学丧失了性命。

李夜冰先生的成长经历

李夜冰先生出生于1931年（民国20年=昭和6年），从年幼时起，就喜好绘画，他经历了油画，在水墨画方面，采用了新颖的色彩，构建了特征独特的画风。他担任山西省国际交流画院的院长，曾经在伦敦、神户、东京、香港、澳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也得到了来自海外很高的评价。是代表当今中国山西省的水墨画家。

这是李夜冰先生的故乡，石门村附近的景象。

他出生在位于太行山脉中段的深山的山村。（石门村，1997年）

李先生的故乡位于山西省与河北省的交界，太行山脉的深处的测鱼镇石门村，当时这里是一个有100来户300多人的小山村。李先生父亲的名字叫李子厚。大部分村民都姓李，他父亲拥有村里约2∕3以上的土地，虽然是所谓的“地主”，但不如称其为“村长”更为贴切。

李先生4岁的时候，大概从1935年10月起，共产党进入了李先生的村子，那是一个贫困的山村，他父亲接受了共产党，也许是对“革命”抱有希望吧，据说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合作，不惜劳苦。正因为这样，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中日事变的爆发

过了两年之后的1937年（昭和12年）7月，中日两军发上了冲突，战争开始了。转眼之间就政征服了周边地区的日军，从10月初开始，由河北省的石家庄向山西省发起了进攻。接着，就在日军占领了娘子关的10月26日和28日，发生了中共军在石门村附近的七亘村伏击了日军、取得了胜利的事端。中国方面将这一胜利称为“七艮大捷(注1)”，这是作为平型关战斗以来的、由中共军主导的第二次胜利而加以宣传。

就在这个“七亘大捷”的前两天，日军就已经接近了石门村，为此，李先生一家和邻村的父系亲属一起，决定去避难。还是6岁的李先生只能被大人抱在怀里去避难，一行人手里拿着必要的东西，向避难的地点---昔阳县的人家脑村出发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也许日军已经来到了前边，所以为了确保安全，30岁左右的男性村民先行出发了。

一行人离开村子，走了不久，一个先行离开村子的人用褥子缠着肚子返回来了。褥子上全是血，一问，他说正在路上走着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兵，冷不防被刺刀刺伤了肚子。他用褥子缠住伤口，一边止血一边拼命地逃了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他们一行人。虽然是从左腹到右腹的重伤，但幸好不至于死，由于在避难地的照料，伤痛慢慢地痊愈了。就这样，他们到达昔阳的人家脑村，过了不久，又听到了战斗结束的消息。因此，一行人决定返回村庄。

(注1)关于“七亘大捷”的详细情况，请参阅“七亘大捷”的真相

日本人的颜面是黑的？

由人家脑村返回石门村的时候，位于村口的石门被破坏了。那个石门就是成为村名由来的、从过去就有的漂亮石门。据留在村子里的人说，日军通过石门村到时候，用炸药破坏了。返回来的人们把行李放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村民们去发生过战斗的山谷那边观望，李先生也被家里人带着去观望了。

山谷里，还残留着几具被认为是日本兵的遗体，战斗结束之后，是不是过了一些日子的缘故呢？遗体开始了腐败，脸面都变得发黑了。据说那个时候，李先生的心目中认为“所说的日本人，脸面是黑的吗”，日军遗弃下来的骆驼以及马屁也还原封不动地倒在地上，据说村民们将死去的军马运到村里，肢解后分发到各家食用了。

成为日军攻击对象的“老解放村”

日军通过石门村之后，周边的村庄大致都变成了进入日军势力范围的状态，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村庄拥有两幅面孔，即白天是出动的日军的休息场所，夜间与之相反，是中共军进入驻屯。因此，大部分的村庄全是对两面都有脸面的人被选为了村长。但是只有石门村没有那样做，因为这里是中共势力下的完全“解放村”，而且，从战前起，就是处于中共统治下的“老解放村”。

在访问李先生的儿子和儿媳以及石门村的时候，于村长的宅院拍摄（石门村，1997年）

日军对这样的石门村的讨伐是严厉的，据说两到三天进行一次，多的时候，日军一天来好几回。因此，石门村平常就在山上设置交替值班的岗哨，日军一来，就能够做到立即通知村庄。而且，村民们准备好打麻袋，事先在那里边放好衣服以及贵重品，做到了马上就能拿走。由于这样的对策，在石门村，即使当地的“汉奸”引路来到村里，全体村民也能够在日军到达之前，到山里避难。

石门村的全部居室都是“窑洞” (注2)，因此，也许是考虑到即使一般的放火也不足以摧毁而使用了汽油。被放火的室内完全燃烧，住宅本身也受损，变得不能够居住了。据说石门村的村民都失去了家，得重新开始再建。

一进入1940年（昭和15年），日军对作为中共根据地而闻名的测鱼镇的讨伐也越来越严厉起来了。渐渐地依靠飞机的侦察以及投弹的联合攻击，也变得经常化了。当时的石门村住着三个抗日的县长，所以可了不得，日军以石门村为目标，从山上包围起来攻击。

有时候，某个村民带着狗逃到山里，因自己养的狗发出吠声，被日本兵发现了藏身之处而被处死。为此，抗日政府一方为安全起见，发出了指示，希望处置村里的全部养狗。日军的讨伐到了那种激烈的地步。在石门村8年的战争中，由于日军的攻击而有数名村民死亡。有6人去向不明(注3)。

(注2)“窑洞”汉语读作Yao Tong（ヤオトン），在山坡上横挖出洞窟，在半圆形的内部施以装饰的居室。窑洞利用了险峻的山岳地带的地形，在寒冷差别显著的山地，成为冬暖夏凉的建筑。

(注3)石门村附近有深山，所以有利于游击活动，在其北边约70公里的井径，因为有出产优质煤炭的井径煤矿（井径新矿、井径总矿、陽井煤矿三处），所以日军的讨伐是激烈的。特别是1940年（昭和15年）从夏到秋，由于中共的“百团大战”，日本方面不断地出现损失，因为井径煤矿设备被彻底地破坏，所以，日军也强化了附近一带的警备和讨伐。

未完待续

李夜冰先生的战争体验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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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抗日学校

1942年（昭和12年），12岁的李先生进入了中共营运的平东抗日高等学校。这所学校是为了将适龄的青少年（从初中生到高中生）培养成将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而设立的学校。教员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以及中共军的博学人士担任。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好多同学后来担任了党和政府的要职。

正在抗日学校学习的李先生，在学校所在的农村，

他把自己划的画捧在胸前（这是将下面集体合影的一部分放大的）

入学的时候，李先生才12岁，是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学校的形式也可以说成是完全寄宿制，经常与中共的组织在一起，因此，为了躲避日军的攻击，转来转去居无定所。在严酷的环境中，年纪最小的李先生，即使在众多的同学以及教员当中，他也被倍加爱惜，据说也得到了所在地居民们的疼爱。

在学校的生活

与中共政府在一起的学校，因为要躲避日军的攻击就得经常转移，所以自然就没有校舍等。驻留在农村的农家就是教室。在农家的土地上铺好木板代替课桌，坐在地上听课。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理科、音乐，还有李先生得意的美术等，所有的科目都开设。

与抗日学校的同班同学在一起，拍摄于学校所在的农村

在学校的一天生活，是从早晨5—6点起床开始的。吃饭，夏天是一天三顿，冬天是两顿。比如说在一天吃两顿饭的冬天，起床之后到上午9点左右，帮着干农村的农活，之后就吃早饭，接着就上课，上课一直到下午3点，之后吃晚饭。晚饭后稍事休息，再帮着干农活到傍晚6点左右，之后是自习，自习之后就寝睡觉。只是因为年纪最小的李先生难以帮着干农活，所以就他的主要工作就成了与两个女学生一起，采摘食用的野菜。

一年之内，在能够回到家乡的时候，只有秋天和春节（旧历正月），另外，春季也有为了替换衣服而放的短假。另一方面，夏天没有暑假。因此，除了这些假期以外，就一直跟学校生活在一起。而且，学校遭到日军的攻击和物流封锁，生活当然是非常困苦的。

包括食物之内，所有的物资都不充足。主食是将玉米粉碎后做成的面食和加入野菜的小米粥。要是这些东西能够吃饱的话，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了。当然，课堂的用品以及其他物品也都匮乏。用于黑板书写的粉笔，是煅烧石头，弄出石灰，再在石灰里加入红、兰、黄等染料而制成的。因为学校置办的用品本身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满足学生个人的学习用具连一件也没有。只要是有就胜于无。李先生的手头当然也就没有像样的笔记本和画笔等，因此就自己制作。

因为当时的书本，多是在一张纸上分为左右印刷，再在纸张的中间折叠后订缀而成，所以，如果拆除订装的书钉，将书页弄开，翻过背面就能够当做白纸使用。那时，李先生自己制作、代替笔记本而使用的，就是将这种摘除书钉后的每页书纸、翻过背面后再装订而成的笔记本。因此，李先生采取的学习方法是：就印刷在正面的书本的内容而言，他自己设置提问，再在背面将答案写上去。据说通过这种做法，学习有了很大的进展。另外，战斗发生之后，他就拾捡散落在那一带的步枪空弹壳，在空弹壳上钻开孔，人工制作钢笔也就做出来了。使在今天，那支笔即还是能够炫耀的杰作。

留在脑海里的两个老师

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有两个老师给李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担任美术、音乐、自然课的30岁左右的李秀明老师。李老师是与日本的战争开始之后，响应救国的号召，从泰国归来的华侨，年轻的时候，为了学习油画而留学英国，是个具有经验的知识分子。李老师的衣着朴素，即使在冬天也仅穿一件上衣，脚下踏一双用稻草制作的草鞋，热心地教给当学生的李先生。李先生成为画家之后，首先是从油画开始画起的，这也是受了李秀明老师的影响。

另外，主要担任文学课的高记伍老师留给李先生的印象也是深刻的。高老师是个由部队派遣来的30岁左右的男性，他不仅仅教学生们文学，还将民间故事或改编成剧本，或写成抗日剧目的剧本。创造力丰富的高老师的授课是非常快乐的。战后，高老师担任了中国文学联络协会的教官。

少年画家

李先生从幼小的时候起，只要有空他就画画，他的才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为此，学校进行活动以及在移驻地的村庄用于宣传活动的绘画等，就全都委派给他一个人来做，李先生的确作为少年画家进行了活动。比如，儿童节的时候，他节前就在所驻的村庄，将每个村民面孔都画了下来，将集攒起来的数百张写生画一度展出后博得了的好评。这对于与绘画以及写真无缘的贫困山村的村民来说，肖像画似乎是让他们非常高兴的东西吧。另外，李先生还记得以往的事情，有时候接到指示，给全体学生每个人制作一个徽章，他就在厚纸上画上毛泽东、鲁迅的头像以及学校的校章，将那些图案剪下后，再在其背后装上别针而使用。

李先生只要有闲暇的时间就绘画，与学习工具一样，用于绘画的工具也必须全部自己制作。没有用于写生练习的铅笔，代替铅笔的就是将树枝煅烤使之炭化，用它来做铅笔。此外，画水彩画的时候，必需的画笔和颜料当然到不了手，这些东西也是自己制作。画笔是将猪毛捆扎在一起后绑在树枝上，颜料是将能够弄出红、黄、茶色等各种颜色的石头收集起来，一边浇水一边研磨而弄出颜色来。这是模仿印染八路军军服时使用了石头的例子。研磨石头而弄出来的颜色，其色调一直都不变，仿佛是高级的岩石颜料。另外，白色是将石灰溶于水中来使用，绿色取自植物，黑色是将附在锅底的煤黑与浆糊混合起来而制作的。

“后方支援”

在五年多的学校生活中，最严峻的时期是从1942年（昭和17年）到翌年的这两年间。因为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日军的封锁，以五谷为主的粮食情况非常困窘(注1)。另外，到了1944年（昭和19年），日军的讨伐变得严峻起来了(注2)，李先生他们那些学生，除了上课干农活外，也从事起了后方支援的工作。在岩壁上书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啦，还参加武器的人工制作，李先生也曾经使用石头制作了地雷。

石头地雷就是在大石头上钻孔，在那里边填充炸药的地雷。是一种安装上导线就能够点燃炸药的装置。发火部分使用了从火柴上剥下来的磷，一旦让它爆炸，飞溅的石头碎片就能杀伤敌人。尽管构造简单，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全是石头的山西的深山里，在路旁以内侧为主事先放置在那里，谁也不清楚哪个是炸弹。游击活动的时候，它是合适的理想的武器。

(注1)到目前为止，据中日双方的战争体验者讲，他们都指出这样的事实，即以1942年（昭和17年）为界，由日军进行的物流封锁变得彻底了。这是因为由于太平洋战争的进展，在原本自给率就很低的华北地区，急切需要确立自给体制，强化对敌经济封锁被看的重要起来了的缘故。

(注2)以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对美英参战问题为契机，日本政府打出了新牌，转变了对华的政策方针，伴随着这种转变，北支那方面军也从1943年起，由此前的综合性地筹划军·政·经全部政策的方针，转变为纯粹返回到军队本来的任务这一方向。关于作为悬案的对中共的政策，同年9月以后，成立了对付共产游击队的专门特殊部队“北支那特别警备队”，除了实施运用情报的扫荡作战外，随着翌年1月开始的“一号作战” 为了补充抽出的兵力，谋求由当地部队进行积极的讨伐以及警备的强化。

日军的攻击

假想日军来攻击，他们也常常在夜间进行避难的训练，可遗憾的是，就在李先生在校期间，有几个同学由于日军的攻击或者被俘，或者丧命。1942年（昭和17年）的某个时候，由于日军的攻击，逃跑迟缓的两个同学在龙风山被日本兵逮住后，被用刺刀刺死了。另外，那一年学校在白城的时候，日军从八个方向包围学校周边的村庄，逃跑迟缓的两三个同学不幸被日军逮住了，其中的一个同学当时16岁左右，被日军逮住后带到了娘子关。虽说是年纪尚轻，但因为是“小八路”，大家都很担心，可是，幸运的是他被送到了宪兵队，日军的军医将他领走，着眼于他的优秀，就让他学习了医学。他将学到的医学，能够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发挥了作用。这也可以说成是侥幸的成功。

8月15日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那是一个日光强烈的盛夏晴天。这一天，李先生他们在驻扎的村子里，与学校的老师们、部队的战士们一起，帮着干农村的农活。过了中午，由别的部队的指挥部传来了命令，说是日本承诺了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听到这一通知的正在干农活的战士们一齐将衣服和帽子抛向了空中，结束了长达8年的战争之后的欢呼声，响彻了广阔的山西大地。

全文译完

刘展先生的战争体验谈（1）

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

http://shanxi.nekoyamada.com/

刘展，他在中学校就读的时候，就参加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活动。1938年（昭和13年）3月，故乡的村子来了日军，村里的一个老人死去了，村子被烧毁了。

后来，他一加入中共，就作为地下工作人员潜入了阎锡山军。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作为阎军的太原工作队员，最早进入了太原城。

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7年（昭和12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刘先生在山西省汾阳县的河汾中学就读。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刘先生，因为具有爱国热忱，所以决定投身于抗日运动。在太原陷落的11月，刘先生中途退出所在的中学校，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当时，掀起了年轻人们陆续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高潮，不过，据说在参加者的人里边，刘先生是相当年轻的。刘先生以一个“特派员”之下的“协助员”的身份就职，最初他所属于他出生的故乡石楼县管辖的、山西省洪赵中心支部(注1)，主要从事通过报纸来进行的宣传活动。

(注1)关于牺牲救国同盟会，请参照****。洪赵中心支部也叫洪赵中心区，属于第六行政专员公署的第六区是正式的称呼。统辖隰县、赵城、洪洞、临汾、汾西、灵石、大宁、永和、蒲县、霍县、石楼、中阳这12个县。顺便说一下“洪赵”的名称由来，现在洪洞县北部在当时的行政区划里，属于赵城县。

日军的攻击

过了年的1938年（昭和13年）2月，已经征服了山西省北部和中部的日军，以征服南部为目标，开始了作战。日军沿同蒲线南下，同时从河北省的西部以及河南省的南部开始了攻击。2月底征服了征服了山西省东南部那一带。退到临汾的阎锡山向西避难去了，他依次向吉县、永和县避难，进而越过黄河，奔向了陕西省，日军还紧逼阎锡山，开始了向西的攻击。当时，在刘先生的家乡石楼县附近，驻留着很多败走的中国军队，日军以追击阎锡山和歼灭中国军队为目标而实施“石楼作战”，4月1 日的下午，日军分三路向石楼县攻打过来，也向刘先生的家乡罗村镇打了过来(注2)。

(注2)“石楼作战”是第20师团和第109师团的协同作战，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了石楼县。石楼县城位于北、东、西南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上，刘先生的故乡罗村镇，位于县城向东延伸的道路上。因此，进攻刘先生村庄的好像是第20师团的铃木支队（基干为步兵第80联队）。据史料《第一军作战经过之概要》，铃木支队于4月2日下午3时，进入了石楼县城，这个时间在刘先生确认的日军离开罗村镇的时刻上（下午12时—1时），与考虑到从罗村镇到县城行军所需要的时刻是一致的。

据说那个时侯的罗村镇，居民有60—70户，大约有1000人左右。很快就察知日军要来进攻的村民们，带着贵重物品离开村子避难了，恰好回乡的刘先生，也和家人一起避难了，村子当时有个超过60岁的叫做兰兆泰的老人。本来，即使在山西省，这一带也有很多性格刚毅的人，据说兰先生也认为“日军不足畏”，他要一个人留在村里。将兰先生一个人留下后，村民们就全部避难了。日军来到了空无一人的罗村镇，当天好像在村子里宿营了。因此，刘先生他们不能够回到村里，虽说是4月份，然而在严寒彻骨的山里，他们度过了不安的一夜。第二天下午，日军出发，奔向了石楼县城。日军离开村子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的下午两点左右，刘先生作为居民最早回到了罗村镇。

被尽力破坏的村庄

刘先生一接近村庄，就看见冒着的浓烟，不详的予感油然而生。他急忙跑进了村庄，果如所料，村庄被糟蹋的乱七八糟，最后是被放火焚烧了。从放火的房子里弥散着冒出的黑烟，路上散乱着什物家具。尽管刘先生被面目全非的情景所震惊，但还是急忙奔向了自家，（沿途）看见在村子主干道的中央，横躺着一具仰面朝天的遗体。那是仅仅一个人留在村里的兰老先生。他急忙赶到近前，据说他好像是被刺刀呢？还是其他带刃的武器剖开了肚子。

刘先生回到自己的家中一看，自家也被折腾的乱七八糟，作为一家财产的马匹以及驴子等家畜，好像都被吃掉了，剩下的内脏以及骨头等遗骸散乱在路上，爬满了苍蝇。家里的家具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做饭用的锅碗等有形的物品都大部分被毁坏了。他母亲很看重的漂亮的刺绣垫子好像也被拿走了，即使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日军仅仅呆了一天，就能够把村子破坏成这个样子？据他说简直不敢想象。

日军破坏村庄后，放起火来，而那个火势很凶，用于砌墙的砖头都烧得纷纷塌落，即使试着泼水灭火也无济于事，结果是只能任其燃烧。尽管也有的地方燃烧一个多小时，火就会自然熄灭，但在有杂草生长的地方等，竟然连着烧了2—3天。

储藏的粮食被全部抢走，被烧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的生活重建并不轻松。刘先生也留在村子里，将力量倾注于复兴。他用木材修补烧后残留的房子，只能以留下来的少量家畜维持生活。刘先生充满怒火，就当时破坏的可怕情况持续讲了一个小时以上。对于当时还不满16岁的刘先生来说，即使在今天，他还承受着涌动怒火的强烈打击。

在石楼县城的受害情况

离开罗村镇的日军，之后就进入了石楼县城，据说驻扎了三天(注3)。县城是个有2000---2500人左右的比较小的县城。这个时候，据说日军在城内也进行了掠夺和破坏，在离开的时候，依旧放起火来。据说，刘先生的亲戚恰好是石楼县城的人，所以他能够详细地听到受害的情况。

据刘先生的亲戚说，由于日军的放火，在县城内造成了大火灾。据说以清代建立的县政府为首，连同县城内的商店、祭祀关帝以及孔子的庙宇和寺院等，几乎城内的所有建筑物都被烧毁了。在县城里，有的地方也连续燃烧了十多天，实际上，从距离县城15公里的罗村镇的后山，也能够看到熊熊的火势。另外，据说也发生了暴行事件。城内住着一个超过60岁的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受到了伤害，据说这个老太婆苦于暴行而自杀了。

（注3)铃木支队是4月2日下午3时进入石楼县城的，山崎支队（基干为第109师团骑兵第109联队）也于同日下午5时进入了县城。而且，进入石楼的日军， 4月2日的夜晚，在城内宿营之后，于第二天的早晨，就从县城出发，奔向了永和县。中国方面认为在城内破坏了三天，不过，这也许是由这两支部队留下的警备队干的。但是，还没有发现有关这些问题的详细报告的史料。

战争结束，进驻太原

日军进攻石楼后不久，刘先生就加入了中共，由牺盟会参加了阎锡山军。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开始了收集情报，进行渗透工作的每一天。就这样，到1945年（昭和20年）的战争结束前，刘先生一直在包括太原近郊的第8行政区在内的专员公署工作。他作为阎军的相关人员，很快就决定了进驻太原。他作为8个分队约50—60人的阎军太原工作队的一员，在进驻后的太原，实施了为行政占领而的进行情报收集活动(注4)。

(注4)阎锡山收到 8月8日苏联进攻满洲的报告，就在那一天，他指示占领太原，于此同时，在包括太原近郊在内的第8行政专员公署，由8个分队约50—60人组成的太原工作队成立了。随着楚溪春率领的太原进驻部队的骑兵两个师奔向了太原。阎锡山进驻太原，好像从战争结束之前起，就与第一军进行了商谈。

据他说，作为工作队的一员，进入太原城当时的回忆至今也没有忘记。作为胜利者，他们精神振作地一进入太原，进入眼帘的是这样的情景：日本兵还在挎着军刀扛着枪，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据说其中还有的日本兵向身着阎军军服的刘先生扬言：“现在是不行了，不过，10年后，20年以后还回再来的！”(注5)

(注5)在日本战败后的太原进行工作的刘先生，他本人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日本投降后进占太原散记》的文章，关于其内容，预定日后翻译。

太原的慰安所

在采访刘先生的战争体验谈的时候，恰好，在日本“慰安妇问题”成为了话题，即使在中国也被大肆报道，我请在报纸上看了这些内容的刘先生谈了谈与慰安所相关的一些内容。

就在那个工作队正门的对面，有一家“饭馆”，实际上好像是日军的慰安所。当然了，表面上并没有对外显示“慰安所”的招牌等。可是，有一天，部下按刘先生的指示，去侦察后就明白了。日军士兵频繁地出入，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据他回想大概是星期日），这是因为相当多的日本兵的到来而引起了怀疑。之所以说是慰安所，据说是部下目击了在里院吃饭的慰安妇之后才明白的。

之后，刘先生的部下与慰安妇们接触，据说呆在慰安所的女性大约有4—5个，据说不容许他们外出，必要的东西让帮忙者去买。慰安妇里边，据他说，还记得有个叫“桃子”的20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女性。因为穿着短上衣，似乎是个朝鲜人。

战争结束后，市内仍处于混乱中，即使这样，可还在暂时营业着，不过，在9月份就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转移之后，刘先生他们到店内一看，慰安妇使用的工具等，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留在房间里。没有见过那些物品的刘先生他们，最初不明白是以什么样的目的而使用的，后来，他们从做日军翻译工作的人那里，听说了使用的方法，说是为之大吃一惊。

わたしもテレビは？・・・です。もう、３０年近くテレビなしで、息子もテレビを見ないで育ちました。まずもって、時間の使い方が同年代と違うような感じがします。

陳先生
Ｆ隊長は金子ではありません。Ｆ隊長は実在の人物で、戦友会誌で氏名を確認していますが、本文ではＦと表記しました。「黄閻王」こと「和田」は、資料で探しましたが確認ができず、なんとなく李さんの創作かとも感じ、紹介するか迷いましたが、本来、便衣兵として即処刑だったはずを命拾いした大きな理由となっているので、削除せずに紹介しています。
本文をお読みいただいておわかりのように、Ｆ部隊は通常の作戦行動を行っており、犯罪行為はありません。支さんは戦闘行為による死であり、李さんは便衣兵として即処刑されても文句は言えない状況でした。